一九三零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立陶宛，考纳斯火车站。
    弗里茨从车厢里跳下来，双脚落在站台上时，还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几个月前，他还在尤鲁村外的战壕里，端著步枪，盯著对面的公路。
    现在，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站台上到处是鲜花和红旗，扩音器里放著欢快的音乐，一群穿著民族服装的姑娘正在向刚下车的旅客们分发彩色的纸花。
    “同志，欢迎您来立陶宛！”
    一个姑娘把一朵纸花別在他胸前，朝他甜甜地笑了笑，然后转身去迎接下一位旅客。
    弗里茨低头看了看那朵花。红色的花瓣，绿色的叶子，顏色鲜亮得晃眼。
    “弗里茨！”
    身后传来喊声。他转过身，看见菲尔曼正从车厢里挤出来，手里拎著两个大背包，正急匆匆从车上面挤了下来。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菲尔曼气喘吁吁地走过来，“东西都不拿！”
    弗里茨接过自己的背包，咧嘴笑了。
    “我等不及了。你看——”
    他指了指站台上那些鲜花和红旗，指了指远处那些崭新的建筑，指了指天空中飘著的彩色气球。
    菲尔曼四下望了望，点了点头。
    “跟之前打仗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两人走出火车站，站在广场上。
    广场很大，铺著崭新的石板，中间立著一座高高的纪念碑。
    纪念碑顶端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基座上刻著密密麻麻的在这场战爭当中牺牲的同志们的名字。
    “走吧。”菲尔曼拉了拉他的袖子。
    两人沿著广场边的大街往前走。
    街上很热闹。电车叮叮噹噹地驶过，车上挤满了人。自行车川流不息，车铃声此起彼伏。
    人行道上，穿著各色服装的人们匆匆走著，有人拎著公文包，有人背著书包，有人推著婴儿车。
    弗里茨注意到，几乎每个人胸前都別著一枚小小的徽章——红色的，上面有镰刀锤子的图案。
    “同志，”他拦住一个路过的年轻人，“请问，去老城怎么走？”
    那年轻人停下来，看了看他们的军装，眼睛亮了。
    “德国同志！”他一把抓住弗里茨的手，使劲摇了摇，
    “你们是来旅游的？欢迎欢迎！老城往那边走，过了桥就是。
    你们要去的话，我陪你们去？”
    弗里茨连忙摆手。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走走就行。”
    年轻人点点头，又看了他们一眼，然后笑著走了。
    弗里茨和菲尔曼继续往前走。
    过了桥，就是考纳斯老城。
    这里和火车站那边完全不同。窄窄的街道，铺著圆石，两边是老式的砖房，带著尖尖的屋顶和雕花的窗框。
    有些房子正在修缮，搭著脚手架，工人同志们在上面忙碌著。
    有些已经修好了，墙壁粉刷得雪白，窗户漆成鲜亮的顏色。
    街边开著各种小店。
    麵包铺、肉铺、杂货铺、裁缝铺。橱窗里摆满了商品，虽然不算丰盛，但看著就让人觉得安心。
    弗里茨在一家麵包铺前停下脚步。橱窗里摆著刚出炉的黑麵包，表皮烤得焦黄，散发著诱人的香气。旁边还摆著几排白麵包，还有带葡萄乾的甜麵包。
    “同志，想尝尝吗？”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从店里探出头来，笑著说，
    “这是我们新配方的麵包，比以前的软多了！”
    弗里茨掏钱买了一个黑麵包，掰了一半给菲尔曼。两人站在街边，就著四月的阳光，大口大口地吃著。
    麵包確实很软。带著一点淡淡的甜味。
    “好吃。”菲尔曼说。
    弗里茨点点头，没说话，只是又咬了一大口。
    下午两点，他们到了维尔扬迪。
    这座小城比考纳斯安静得多。城中心的小广场上，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一群孩子在喷泉边跑来跑去，尖声笑著。
    弗里茨站在广场中央，四下打量著。
    “就是这里。”他说。
    菲尔曼看了看四周。
    “什么就是这里？”
    弗里茨指了指远处那座教堂的尖顶。
    “我趴在那边的山坡上，用望远镜看过这座城。那时候城里有一个营的敌人，我们在等他们出城送死。”
    他顿了顿。
    “后来他们没出来。一直等了两天，等得我们都快冻僵了。最后城里的人自己跑出来投降了。”
    菲尔曼沉默了几秒。
    “现在看著，一点都看不出来打过仗的样子了。”
    弗里茨点点头。
    確实看不出来。教堂的尖顶完好无损，周围的房子也都好好的，街上的人走得很慢，很悠閒。
    一个老人从长椅上站起来，慢慢走过来。
    “同志，你们是德国来的吧？”
    弗里茨点点头。
    “要不上我家吃口饭歇歇脚？
    多亏了你们，我们家才能过上如今安稳的日子，正好今天碰到你们两位同志，走吧，上我家吃一口吧！”
    老人激动的对两人说著，弗里茨他们俩连连摇手婉拒道，
    “老人家，这次我们来是想在到处看看的，就不去您家吃饭了，下次，下次一定去！”
    两个年轻的战士都知道，目前的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並不富裕，刚刚从战爭中抽身没多久的人民群眾即使得到了欧陆上社会主义国家们的援助，但还是需要时间来进一步恢復民生和经济。
    最终，这两个年轻的同志在老人家殷切的目光中败下阵来，弗里茨找准机会脱身跑去旁边的供销社买了些罐头和水果，將东西硬塞给老人家之后，在他急忙拒绝的时候，他们俩急急忙忙的走了。
    傍晚，弗里茨他们到了派尔努。
    这是一座海滨小城，波罗的海的风从海上吹来，带著咸腥的味道。
    街道比维尔扬迪宽一些，房子也更新一些，很多都是新建的。
    弗里茨他俩沿著海边走。
    夕阳正在西沉，把整片大海染成金红色。
    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渔船正在返航，白色的帆在风中鼓得满满的。
    岸边有一个小码头，几个工人正在卸货。
    一箱箱的鱼被搬上岸，装进卡车里。有个穿工装的中年人看见他们，挥了挥手。
    “同志！来帮忙不？”
    弗里茨和菲尔曼对视一眼，笑著走过去。
    他们帮忙搬了半个小时。鱼很新鲜，银光闪闪的，还带著海水的咸味。搬完之后，那个中年人掏出一包烟，递给他们一人一支。
    “谢谢同志！”他咧著嘴笑，
    “你们是来旅游的？住哪儿？要是不嫌弃，去我家吃饭？我老婆做的鱼汤，全派尔努最好！”
    弗里茨和菲尔曼婉拒了他的好意。
    晚上，他们住在海边一家小旅馆里。
    房间不大，但乾净整洁，窗户外就是大海。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死在战爭里，一个人带著两个孩子。
    “德国同志，”她给他们端来热茶，“你们辛苦了，一直没来得及和你们说一声谢谢。
    我丈夫死了的时候，还是你们德国同志和我们这的同志一起帮我操办的。
    当时我很消沉，还是一个德国的政委同志劝慰我的，让我走出了阴霾，可我刚想感谢你们，波罗的海就解放了，同志们都回国了，这下可好，彻底联繫不上你们了。”
    老板娘说著，眼眶竟有些发红，
    “要不是你们在那个时候派同志来店里帮忙，还开导我，我都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了。”
    弗里茨摇摇头。
    “不辛苦。我们都是同志，这都是我们应该的。”
    老板娘笑了笑。
    “我男人也是。他离世之前参加工人赤卫队，就在城外打仗。
    德国同志的部队来的时候，他高兴得一夜没睡，说终於等到你们了。”
    她顿了顿。
    “后来他牺牲了。就是可惜他没能看到如今的日子。”
    弗里茨愣住了。
    老板娘看见他的表情，又笑了笑。
    “没关係。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他死的时候，是笑著的。”
    她转身走了。
    弗里茨一个人坐在窗前，望著外面漆黑的大海。
    第二天吃完饭，当地的工人带他们去参观新建的罐头厂。
    “都是同志们的国家援助的机器！”
    他指著那些崭新的设备，眼睛亮亮的，“把鱼做成罐头，运到考纳斯，运到里加，运到柏林！”
    他带著他们走遍整个工厂，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工人们正在忙碌，看见他们，都抬起头来笑著打招呼。
    临走的时候，工人塞给他们一人一罐鱼罐头。
    “自己厂里做的，尝尝！”
    弗里茨接过罐头，看了看上面的標籤。標籤上印著几个字：派尔努渔业合作社。
    他把罐头小心地放进背包里。
    第三天，他们到了里加。
    这是波罗的海最大的城市，也是最热闹的。道加瓦河穿城而过，两岸都是古老的建筑。有些建筑上还留著弹孔，但大多数已经修缮一新。
    他们去了老城。那些窄窄的街道，古老的教堂，石头铺的广场，都和战前一样。
    不一样的是，街上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標语，到处是穿著新制服、戴著红袖章的年轻人。
    他们还去了港口。
    那里停著几艘苏联货船，工人们正在卸货。一箱箱的机器、一袋袋的麵粉、一桶桶的石油，被起重机吊起来，装上卡车。
    码头上立著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德文、俄文、拉脱维亚文写著：
    “感谢社会主义国家同志的援助！
    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万岁！
    全世界无產阶级人民万岁！”
    弗里茨站在那块牌子前，看了很久。
    菲尔曼走过来。
    “想什么呢？”
    弗里茨摇摇头。
    “没想什么。就是觉得——”
    他找不到合適的词。
    菲尔曼替他说了。
    “觉得值了。”
    弗里茨点点头。
    对。就是觉得值了。
    那些在战壕里冻得睡不著的夜晚，那些在枪林弹雨中衝锋的早晨，那些看著战友倒下的牺牲的瞬间——都值了。
    因为他们打仗，是为了让这个地方变成这样。
    让工厂开工，让孩子能在广场上跑来跑去，让人民过上新的，有盼头的生活。
    他们继续往前走。
    港口边有一个小广场，广场上围著一群人，正在听什么。他们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当地的同志，他站在一个木箱上，正在慷慨激昂地讲话。
    “——同志们！我们解放了，但革命还没有结束！
    我们要建设，要生產，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学，每一个老人都有饭吃，每一个工人都能挺直腰杆走路！”
    人群里有人鼓掌。
    “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帮了我们，但我们不能永远靠別人！
    我们要自己站起来，自己走路，自己保卫自己的革命！”
    更热烈的掌声。
    那位演讲的同志看见了他们，忽然停下来。
    “同志们！”他指著弗里茨和菲尔曼，“你们看，那是谁？”
    人群转过头来，看著他们。
    “那是德国同志！是帮我们打仗的德国同志！”
    人群欢呼起来。人们涌过来，把他们围在中间，有人握他们的手，有人拍他们的肩膀，有人把鲜花塞进他们怀里。
    弗里茨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
    菲尔曼比他更窘，不停地往后缩。
    但人群不让他们走。他们被簇拥著，推著，一直推到演说家的木箱旁边。
    演说家把他们拉上去，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
    “同志们！这就是德国人民革命军的战士！他们不远千里，来帮我们打仗！他们流的血，和我们流的血，流在一起！”
    欢呼声震耳欲聋。
    弗里茨站在那里，望著下面那些陌生又亲切的脸，忽然想起三个月前，在那列开往前线的火车上，韦格纳主席的声音：
    “让波罗的海的工人看见，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现在，他们看见了。
    他也看见了。
    傍晚，他们登上回程的火车。
    车厢里很挤，坐满了人。有穿制服的工人，有背著书包的学生，有抱著孩子的妇女，有拎著大包小包的农民。
    大家挤在一起，说著笑著，有人唱歌，有人打牌，有人靠在窗边打盹。
    弗里茨和菲尔曼在角落里，靠著窗户。
    火车启动了。窗外的景物开始后退——站台、仓库、调车场、信號灯。然后是田野、村庄、森林、河流。速度越来越快，景物变成模糊的线条。
    菲尔曼靠在车厢壁上，已经睡著了。
    弗里茨没有睡。他望著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望著那些刚刚走过的地方，望著那些刚刚认识的人。
    他想起那个给他戴花的姑娘。想起那个麵包铺的女同志。
    想起那个请他去家里吃饭的老人。
    想起那个在码头和他一起搬东西的工人同志。
    想起那些涌过来握他手的人民。
    弗里茨忽然笑了。
    笑著笑著，他睡著了。
    火车继续向东，向东，再向东。
    向著柏林。
    向著家驶去。
    车窗外，波罗的海的夜色，寧静而深沉。
    最近在外面，有点小忙，更新时间不稳定，这几天先两更，等回家了在恢復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