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组织部办公室。
    施密特坐在办公桌前，面前堆著一叠刚送来的文件。
    那是各部委对《关於党內高级干部及家属参加义务劳动的试行方案》的反馈意见。
    他一份一份地翻著，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皱起。
    大部分反馈是支持的。
    措辞热情洋溢，纷纷表示“坚决拥护”、“积极响应”、“一定参加”。
    有些部门还主动提出要多派些人，甚至要求把名额扩大到普通干部。
    施密特的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大多数同志还是很积极的。
    但翻著翻著，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有一份反馈，写得吞吞吐吐，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就一个：不想去。
    他又翻出几份，大同小异。
    施密特放下文件，揉了揉眉心。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铃。
    一个年轻干事推门进来。
    “施密特同志？”
    施密特指了指那叠文件。
    “把这些反对意见的原文，全部复印一份。
    原件送给韦格纳主席。另外，通知那些提意见的同志——既然有不同看法，就请他们把理由写清楚。不是口头说说，是正式书面报告。
    明天下班前交上来。”
    年轻干事愣了一下。
    “施密特同志，这……”
    施密特看著他。
    “怎么？”
    年轻干事连忙说：“没，没什么。我这就去办。”
    他抱著文件，快步走了出去。
    施密特站起身，走到窗前。
    他想起主席那天说的话：“干部脱离群眾，官僚主义滋长，特权思想萌芽。这些问题，比敌人更难对付。”
    现在看来，主席说得太对了。
    这才刚开始，就有人跳出来了。
    第二天下午五时，施密特的办公桌上，又多了十几份报告。
    他一份一份地看。越看，脸色越复杂。
    看到最后，他没忍住笑了出来。
    只是施密特的笑容里，有无奈，有嘲讽，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他把这些报告整理好，装进一个文件夹，起身走向韦格纳的办公室。
    韦格纳正在批阅文件。看见施密特进来，他抬起头。
    “怎么样？反馈收齐了？”
    施密特点点头，把文件夹放在他面前。
    “主席，您自己看看吧。大部分同志是支持的，但也有……”
    他顿了顿。
    “也有一些同志，提了不同的意见。”
    韦格纳翻开文件夹。
    第一份，来自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副部长。
    “尊敬的施密特同志：
    关於义务劳动的方案，我认真阅读了。
    原则上我是支持的。但是，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医生建议我避免重体力劳动。
    不知是否可以安排一些轻一点的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整理文件之类？
    如果不能，我是否可以暂缓参加，等身体恢復后再去？”
    韦格纳看完，没有说话，继续往下翻。
    第二份，来自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处长。
    “施密特同志：我完全赞同义务劳动的意义。
    但是，我今年已经五十三岁了，多年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恐怕去了也干不了什么，反而给矿上的同志们添麻烦。
    我建议让年轻同志先去，我可以在后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组织协调、宣传鼓动之类。
    这样也许更能发挥我的作用。”
    韦格纳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第三份，来自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司长。
    “施密特同志：我非常支持这个方案。
    但是，我最近正在处理一项紧急的外交事务，关係到和波兰同志的边界谈判，实在走不开。
    不知是否可以等谈判结束后再参加？
    如果需要，我可以书面承诺，一定在年內完成义务劳动。”
    第四份，来自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女干部。
    “施密特同志：我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没人照顾。
    我丈夫也在政府部门工作，如果我们都去参加义务劳动，孩子怎么办？
    我建议对家有幼儿的女同志给予特殊照顾，或者允许我们晚几年再参加。”
    韦格纳放下这份，看了一眼施密特。
    “这个……倒是有点道理。”
    施密特点点头。
    “我已经让组织部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安排家有幼儿的女同志就近参加，或者分批次参加，確保至少一方能照顾孩子。”
    韦格纳继续往下翻。
    第五份，来自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处长。
    “施密特同志：我家在农村，父母年迈，需要人照顾。
    我每周都要回去看望他们。如果去煤矿参加义务劳动，可能一个月都回不了家。
    不知是否可以安排我去农村参加劳动？这样既能尽义务，又能顺便照顾父母。”
    韦格纳笑了。
    “这位同志，倒是会想办法。”
    施密特也笑了。
    “主席，还有更有意思的。”
    韦格纳翻到第六份。
    这一份很长，密密麻麻写了两页纸。来自財政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副局长。
    开头是这样的：
    “施密特同志：关於义务劳动方案，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想和您探討一下……”
    然后列了六条“想法”：
    第一，干部参加劳动，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毕竟各部门任务繁重，抽走骨干，工作谁做？
    第二，劳动效率问题。一些干部们没干过体力活，去了也干不了多少，反而可能影响矿上的正常生產，是不是得不偿失？
    第三，安全风险。干部们下井，万一出事故，谁来负责？这个责任太重了。
    第四，形式主义问题。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做秀，是搞形式。我们何必授人以柄？
    第五，家属参加是否必要？孩子还小，正是读书的年龄，去矿上劳动，会不会影响学业？
    第六，建议先试点，不要全面铺开。比如先让年轻干部去，老干部暂缓，等总结经验后再推广。
    韦格纳看完，放下这份报告，闭上眼睛。
    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睁开眼睛，看著施密特。
    “施密特同志，你怎么看？”
    施密特想了想。
    “主席，这些理由，有些確实有道理。比如家有幼儿的女同志，比如身体確实不好的老同志，比如正在处理紧急事务的同志。这些情况，应该考虑特殊安排。”
    他顿了顿。
    “但大部分理由，说白了就一句话——不想去。”
    韦格纳点点头。
    “继续说。”
    施密特拿起那几份报告，一份一份地指著。
    “这位交通部的副部长，身体不好？上个月我还看见他在运动会上打网球，打得挺起劲。”
    “这位商业部的处长，五十三岁就不行了？矿上五十多岁的工人多的是，人家天天干活。”
    “这位外交部的司长，谈判走不开？波兰同志的谈判下个月才开始，他急什么？”
    “这位財政部的副局长，洋洋洒洒写了两页，说得头头是道。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他顿了顿。
    “他不是在討论一个政策，是在找藉口。”
    韦格纳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笑了。那笑容里，有无奈，有嘲讽，也有一丝冷意。
    “施密特同志，你说得对。这些同志，不是在討论问题，是在找藉口。”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施密特想了想。
    “说明有些人，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了。”
    韦格纳转过身。
    “对。他们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以为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批批文件，开开会，就是干部了。他们以为自己比工人高一等，不该去干那些粗活。”
    他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几份报告。
    “这些理由，写得真好。身体不好，工作忙，家里有事，孩子小，老人老——每一条都像那么回事。但是——”
    他把报告往桌上一拍。
    “工人就不身体不好？工人就不忙？
    工人就没有家？工人就不养孩子？工人就不伺候老人？”
    他的声音高了起来。
    “工人天天在井下挖煤，一干就是八小时、十小时，他们身体就好了？
    他们就不忙？他们家里就没事？”
    施密特没有说话。
    韦格纳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
    “施密特同志，你说得对。有些人，確实应该去矿上待几天。该让他们的脑子清醒清醒了。”
    他拿起笔，在那几份报告上飞快地批註。
    “这位交通部的副部长，既然身体不好，那就更应该去锻炼锻炼。
    第一批，就安排他。”
    “这位商业部的处长，五十三岁正当年。
    矿上有的是五十多岁的工人，让他去跟人家学学，什么叫老当益壮。”
    “这位外交部的司长，谈判不急。先去劳动，回来再谈。
    让他体验体验，什么叫真正的紧迫。”
    “这位財政局的副局长，写了这么多意见，想必对义务劳动很有研究。
    那就让他去第一线，亲自实践实践，看看他的理论对不对。”
    他放下笔，看著施密特。
    “施密特同志，把这些意见和我的批示，原样印发给各部委。
    让大家看看，咱们的干部，是怎么找藉口的。”
    施密特点点头。
    “好的，主席。”
    他站起身，准备离开。
    韦格纳叫住他。
    “施密特同志。”
    施密特回过头。
    韦格纳沉默了几秒，然后说：
    “你说，这些同志，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
    施密特想了想。
    “主席，有些人是不明白。有些人，是装不明白。”
    韦格纳点点头。
    “那我给你个任务，就是让那些不明白的明白过来。让那些装不明白的，装不下去。”
    施密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办公室里只剩下韦格纳一个人，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
    桌上还摊著那几份报告。韦格纳拿起一份，又看了一遍。
    “身体不好……”
    他笑了笑，把报告放下。
    然后他拿起笔，继续批阅文件。
    很快，那份带著韦格纳批示的文件，发到了各部委。
    那些找藉口的人，看到自己的报告和韦格纳的批示，脸色各异。
    有人脸红，有人脸白，有人脸青。
    但没有人再说什么。
    五月二十日，第一批义务劳动人员，准时在柏林火车站集合。
    韦格纳站在最前面。他身边是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还有四个年轻人。
    那几位“身体不好”、“工作忙”、“家中有事”的同志，也都在队伍里。
    有人低著头，有人看著远处，有人互相交换著复杂的眼神。
    韦格纳没有看他们。他只是望著那列即將出发的火车。
    汽笛长鸣。
    “同志们上车！”他喊了一声。
    今天半夜就能到家，明天恢復三更，抱歉了书友们?( ′???` )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