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这次的国际大会已经结束,各国代表陆续离境。
昨夜的欢送酒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但此刻,韦格纳已经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著一份关於鲁尔区煤矿產量的报告。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三人鱼贯而入。
“主席同志,您找我们?”施密特走在最前面,一丝不苟的问道。
韦格纳抬起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吧。有个事想和你们商量。”
三人坐下。
韦格纳开门见山。
“这几天开大会,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他顿了顿。
“咱们的干部,离群眾是不是越来越远了?”
三个人都愣了一下。
施密特微微皱眉:“主席,您的意思是……”
韦格纳站起身,走到窗前。
“大会期间,我和不少代表聊天。有个非洲来的同志问我:韦格纳同志,你们德国的干部,还下工厂吗?还和工人一起吃饭吗?还参加劳动吗?”
他转过身。
“我一下子答不上来。”
他走回办公桌前。
“咱们刚革命那会儿,每个人都和群眾在一起。我在工厂里待过,施密特在码头上待过,台尔曼在矿上待过,克朗茨在船上待过。
那时候,咱们就是群眾,群眾就是咱们。”
“现在呢?咱们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开会,听匯报。离工厂远了,离矿山远了,离那些流汗的人远了。”
他顿了顿。
“这不是好事。”
克朗茨点点头。
“主席说得对。我上次去部队检查,和战士们聊天,有个新兵问我:总司令同志,您上次开枪是什么时候?我算了算,可有一阵子没摸枪了。”
他苦笑了一下。
“很久不摸枪的总司令,去指导战士怎么打仗,人家心里能服气吗?”
台尔曼也开口了。
“內务部那边也有这个问题。很多干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根本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
林茨案那会儿,要是基层干部多下下乡,多和群眾聊聊,说不定早就发现问题了。”
施密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
“主席,您是不是已经有了想法?”
韦格纳点点头。
“我有个建议。”
他走到墙上的日历前,指著五月的一个日子。
“咱们搞一次义务劳动。党內高级干部,包括咱们几个,包括各部委的负责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全部参加。”
三个人都愣住了。
“义务劳动?”台尔曼重复了一遍。
韦格纳点点头。
“对。去工厂,去矿山,去农场,去建筑工地。
实实在在地干活。和工人同志们一样,八小时,流汗,吃饭,下班。”
他顿了顿。
“带上家属。让孩子也去。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母亲,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普通劳动者。
让他们知道,粮食是怎么来的,煤是怎么挖出来的,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
克朗茨第一个反应过来。
“主席,这个主意好!让那些整天坐办公室的干部,重新尝尝流汗的滋味!”
台尔曼也点头。
“我同意。內务部那边,我亲自带队。那些整天审文件、批报告的,让他们去工地搬几天砖,看看他们还敢不敢官僚主义。”
施密特想了想。
“主席,这个事要组织好。不能走形式,不能变成作秀。
要真干,要实干,要和群眾打成一片。”
韦格纳点点头。
“施密特说得对。所以要提前安排。不能一窝蜂都去,影响生產。要分批,有计划,有组织。”
他走回办公桌前,拿起笔。
“我的想法是:第一批,咱们四个带头。时间定在这个月二十號左右,去的地方你们觉得哪里合適?”
克朗茨想了想。
“煤矿吧。最苦,最累,最考验人。而且矿工们对干部下井这事,肯定欢迎。”
台尔曼点头。
“同意。煤矿最合適。”
施密特说:
“煤矿可以。但要做好安全培训。很多干部从来没下过井,贸然下去,容易出事故。”
韦格纳点点头。
“施密特说得对。安全第一。可以提前一周培训,让矿上的老师傅教教他们。”
他顿了顿。
“还有家属。孩子多大能参加?”
施密特想了想。
“十四岁以上吧。太小了不安全,也干不动。”
韦格纳点点头。
“那就十四岁以上。自愿报名,不强迫。但咱们几个的孩子,必须去。”
他看了一眼克朗茨。
“克朗茨同志,你儿子多大?”
克朗茨说:“十六了。上个月还问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一起去打猎。我说等有空。这下好了,不用打猎,下井挖煤。”
他笑了,那笑容里有自豪,也有期待。
台尔曼说:“我女儿十五,也该去。让她知道,她父亲当年是怎么从矿上出来的。”
施密特推了推眼镜。
“我儿子十八,在柏林大学读书。也该让他去体验体验。读再多的书,不接触群眾,都是白读。”
韦格纳点点头。
“那就这么定了。第一批,咱们四个,加上咱们的孩子,再加上各部委负责人自愿报名的。
总人数控制在五十人以內。”
他看向施密特。
“施密特同志,你牵头写个报告。把这次义务劳动的目的、安排、注意事项都写清楚。
然后发到各部委,徵求意见。
同意就报名,不同意的——也要说明理由。”
施密特点头。
“好的,主席。我明天就起草。”
韦格纳又想了想。
“还有一点:
要强调纪律。下去就是干活,不是视察。不许摆架子,不许搞特殊,不许让人伺候。
和工人一样,排队打饭,住集体宿舍,干满八小时。
谁敢搞特殊,回来就处分他。”
台尔曼笑了。
“主席,您这话,我记住了。到时候谁违规,您可不能手软。”
韦格纳也笑了。
“不手软。包括咱们四个在內。谁违规,谁做检討。”
克朗茨一拍大腿。
“好!就这么定了!我都等不及了!”
施密特站起身。
“主席,那我先回去起草报告。明天上午给您审阅。”
韦格纳点点头。
“去吧。辛苦了。”
三个人起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施密特忽然停下,回过头。
“主席,还有一件事。”
“说。”
施密特犹豫了一下。
“您儿子弗里茨,今年五岁吧?”
韦格纳点点头。
施密特说:“五岁太小,不能下井。
但可以安排他去农场,或者幼儿园的义务劳动。让他从小就知道,劳动是光荣的。”
韦格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施密特同志,你想得比我周到。好,就这么办。
那我就让安娜带他去农场,喂喂鸡,种种菜。”
施密特点点头,转身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韦格纳一个人。
他走到窗前,望著窗外柏林五月的阳光。
现在,好日子来了。
但新的问题也来了。
干部脱离群眾,官僚主义滋长,特权思想萌芽。这些问题,比敌人更难对付。
但今天,他们迈出了第一步。
让干部重新流汗。让孩子知道劳动。
让群眾看见,他们的领袖,还是和他们一样的人。
这一步,很小。
但这一步,很重要。
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
桌上还摊著那份煤矿產量的报告。他拿起笔,继续批阅。
但嘴角,带著一丝笑意。
一周后,一份题为《关於党內高级干部及家属参加义务劳动的试行方案》的文件,发到了各部委负责人手里。
文件不长,开头是这样写的:
“为了防止干部脱离群眾,防止官僚主义滋长,防止特权思想萌芽,特组织本次义务劳动。
参加者必须严格遵守以下纪律:……”
最后一条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搞特殊。如有违反,不论职务高低,一律严肃处理。”
文件最后,韦格纳亲笔加了一句:
“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
第440章 高级干部及家属义务劳动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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