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北宋,我的徒弟是李清照 作者:佚名
第46章 以地图论荆公政学
翌日清晨,李清照轻车熟路地踏入铁门內院的书厅,却见今日景象与往日大不相同。
她的师傅东旭並未如往常般准备带她外出“体察”市井或寻访某处,而是独自立於厅中。
数幅巨大的舆图高高悬掛,几乎占满了整面东墙。其上以浓淡不一的墨色勾勒出山川河流、州县疆界,更有硃笔標註的密密麻麻的记號与注释。
另一侧那张宽大的紫檀木大案上,则铺陈著数卷长长的文书,形制庄重竟似朝堂奏章。
东旭正俯首於案前,指尖划过书卷上的文字,神情专注时而蹙眉深思,时而提笔在旁的笺纸上疾书数言,浑然未觉李清照的到来。
李清照见状,放轻脚步,悄无声息地移至案旁。她的目光被那长卷文书吸引,小心拿起一卷展开。墨香与旧纸特有的霉味混合,扑面而来。
只翻阅数页,她心头便是一震,便已认出此为何物。这正是王荆公(王安石)当年震动朝野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註:此时王安石已逝,諡號“文”,世人尊称荆公,此书名为后人所加,仁宗在位的时候自然不会直呼仁宗諡號。)
她的目光逐字逐句扫过,当读到【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將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这一段时,秀眉不由自主地紧紧蹙起。
她担心是自己看错了,或是自己断章取义了,又连忙回溯前文,通览此段所处的语境。
再三確认之后,心中不由狐疑:王荆公此言,大抵確是如此论断的。
然而,一旦运用东旭所授的以墨治儒的治学方法,结合“三表”、“亲闻说”来冷静审视,此论的疏漏便清晰可见。
她想起东旭曾以治河为喻:“下游的人,会比上游的人更想治好河水。”
百姓居於政治的“下游”,最为渴望的便是世道安稳,若能安居乐业谁愿鋌而走险揭竿而起?
倘若连“下游”之民都被逼得奋起反抗,那祸乱的根源必然早已在“上游”。即在庙堂之上、在制度之中深深种下。
如此一想,王荆公將汉唐之亡的祸首官逼民反归咎於『先王之政而不得』,外加张角、黄巢之流的叛乱,这立论的根基便显得有些论证不足了。
她继续往前翻阅这份万言书,越看越是心惊,此类为佐证己见而略显牵强附会的论述竟不止一处。
譬如【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
此言大意是言商末无道人才凋零,至周文王兴起,方能培育天下士子,使人皆有君子之才,然后量才授官。
王安石引此古事,意在劝諫仁宗皇帝需大力兴学育才,以解决当下人才不足难以推行新法的困境。
然而,此言在熟知金石史料的李清照看来,亦不完全对的。
商紂之时,难道真的无人?如飞廉、恶来等,亦算得上是能臣干吏,只是其所效忠的对象与行事准则,与王荆公所推崇的德政相悖。
小邦周能克大邑商,关键在於联合四方诸侯形成大势,而非简单的“文王育才”便可概括。
李清照的眉头越锁越深,心中暗道:『荆公之学,其变法之志可嘉,其法度条款亦多有可取之处,然则为了说服君王,所引据的史实与道理,未免……未免有些过於迎合上意了。难怪当年朝中诸多饱学之士,如司马君实(司马光)、苏子瞻(苏軾)等人皆极力反对。这样立论,或可蒙蔽圣心於一时,却难服天下士林之心。』
“你是否觉得,王荆公此文,有些地方为了说动皇帝,不免有些……穿凿附会?”
东旭不知何时已抬起头,目光清亮地看著她,仿佛看穿了她心中所想。
李清照微微一惊,隨即坦然頷首:“弟子確有此感。尤其是论及汉唐衰亡之因,似乎过於简略,未能深究其制度积弊。”
东旭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走到那几幅巨大的舆图前,负手而立:“清照,你需明白。你师傅我其实是赞同王荆公变法图强之志的。你细想,若面对的是一位於经史义理並不精深的君王,与其引经据典高谈阔论那些他未必能懂的微言大义,不如说些他能立刻听懂的,更切中其利害关切的话,先获得支持再图施行。这或许便是王荆公的无奈选择与上諫策略。”
他语气转而带著深深的惋惜:“王荆公的新法,其中如募役、方田均税等法,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沿用,可见其切中时弊。且『荆公新学』確是我朝诸学派中,最贴近实际政务最具实践精神的一脉。然而,其学实践虽丰,论证却失之严谨。所揭示的问题固然深刻,但开出的药方,其方向……却似乎有所偏颇。”
他长嘆一声,无奈道:“可惜王荆公已於元祐元年仙逝,距今十数载矣。否则,我定要亲赴半山园,与他当面辨析这变法得失,问一问那些未能载於文字的深意。”
“法先王……”东旭忽而冷笑,说道:“王荆公最大的失误,或许便在这『法先王』三字之上。法先王本身无错,错在他所效法的並非歷史上真实存在的先王,而是经过他自身理念重塑的『先王』。执政者最忌讳的,便是以一个想像中的完美图纸来匡正现实。最终,他的变法在充盈国库的『理財』方面卓有成效,但在革除政治积弊理顺官制的『政务』改革上,却是彻底的失败了。”
李清照仍有些不解,追问道:“可是师傅,王荆公所言的『法先王』,弟子理解的是,並非是要效仿古制,而是效法先王的行事精神与德行操守。这……也会有问题么?”
“问题恰恰在此。”
东旭转过身,指著墙上的舆图,声音沉静而有力:“王荆公力主『天人不相干』此为其学术基石之一。意在破除天人感应之旧说,相比起那些腐儒可谓是勇气可嘉。然而,此论亦有其僵化之处。你看这些地图,『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这民情风俗的差异,难道就不是『天』与『人』相互影响的论证么?”
他的手指沿著运河的走向,划过淮南、两浙,又指向西北、河北,说道:“百姓的生活习性,受制於其所处的山川水土、气候物產。而一个王朝择何处定都,更是受制於其地理形势。这都城的位置,又深刻影响著漕运的畅通与否,关乎中央財政的命脉。中央財政的盈虚,直接决定了朝廷对四方州郡的控制与管理能力。”
“这一连串的连锁,彼此相互激盪,最终推动了我朝如今三冗危局,使得国家看似繁花著锦,实则千疮百孔。清照,你看这一环扣一环,岂能轻易断言『天人不相干』?”
李清照凝视著地图上那纵横交错的线条与色块,想像著不同地域百姓截然不同的生活,以及维繫著庞大帝国运转的漕粮如何艰难地匯向汴梁,终究无法再轻易认同“天人不相干”那般决绝的论断。
可以想见,当年的王荆公,是怀著何等睥睨古今的豪情与自信,才能发出如此石破天惊之语。
东旭的手指最终点在地图东南一隅,那是淮南路与两浙路所在,水道密布田畴沃野。
他解释道:“王荆公早年历练及后来推行新法卓有成效之地,多在於此。这些地方坐拥运河之利,得淮水、长江滋养,更兼前代开发已久,基础雄厚。在此等地方施政,只需吏治稍清,政策得宜,便不难收到富庶之效。这便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只要『人谋』得当,便可无视『天时地利』的制约,真正做到『天人不相干』臻於大治。”
他的语气带著一丝调侃,笑道:“然而事实如何,你亦知晓。我大宋疆域之內,诸多边远军州、贫瘠之地,其条件与淮南、两浙相较,岂止是稍逊一筹?简直是云泥之別。说实话,依我之见,但凡选派一位操守尚可、不胡乱作为的官员,放到王荆公曾任职的那些富庶地方,大抵也能做出不错的政绩。那么,是否这位官员也有资格高喊一声『天人不相干』呢?”
他最后意味深长地说道:“我认为,王荆公確有地方施政的实践经验,可惜这经验多半局限於我朝最为膏腴之地。若要真正检验其学说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许……应当將他调任至河北前沿,或是西北边陲,在那等內忧外患民生艰难之处,再行实践一番方能见其真章。”
李清照听到此处,心下已然明了。
自己师傅对王荆公其志其法或有几分欣赏,但对支撑其变法的学术根基与论证方式,尤其是那脱离具体地缘政治的『天人不相干』之论,却是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其成功的经验,带有相当大的地域局限性。
第46章 以地图论荆公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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