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坦尚尼亚，三兰港。
    穆罕默德·拉马丹把焊枪搁在铁轨旁，摘下防护面罩，额头上的汗珠立刻被印度洋吹来的季风捲走。
    他身后，三百七十公里的铁轨已经铺完。
    从三兰港向西，穿越塞卢斯禁猎区边缘，跨过鲁菲吉河，直抵莫罗戈罗。
    这只是个开始。
    他的头顶竖著一块巨大的工程告示牌，三种文字，斯瓦希里语，英语，汉语：
    “纵贯铁路：三兰港—卢萨卡—哈拉雷—约翰內斯堡—开普敦段，南方共同体援建”
    “拉马丹师傅，”徒弟卡西姆从路基下爬上来，“九黎的探伤车明天到，让咱们把这一段所有接头重新检查一遍。”
    拉马丹没有回答。
    他蹲下来，用手指抚摸刚刚冷却的焊缝。
    鱼鳞纹均匀细密，像风拂过沙滩留下的涟漪。
    “不用探伤车。”他说，“我焊的，我知道。”
    卡西姆张了张嘴，没敢接话。
    拉马丹站起身，望向西边。
    铁路正从那里切开热带稀树草原，伸向看不见的地平线。
    他父亲焊的那条铁轨，时速最高六十公里，跑了二十五年，如今枕木腐朽，道砟磨碎，曾经每周三班的客货运缩减为每月一班不定期的“慢车”。
    但他正在焊的这条铁轨，设计时速一百二十公里，双线电气化，轴重二十五吨。
    非洲不再满足於“够用”。
    非洲开始想要“更快”。
    ……
    1892年，伦敦。
    塞西尔·罗德斯的代理人向英国议会提交了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
    “开罗—开普敦铁路”。
    这位钻石大亨的愿景是：用一条钢铁长矛，將大英帝国的非洲殖民地自北向南贯穿，从埃及的亚歷山大港，经苏丹，乌干达，肯亚，罗得西亚，贝专纳，直抵南非的好望角。
    计划没有实现。
    不是因为技术，是因为德国人横亘在坦噶尼喀，比利时人盘踞在刚果自由邦，葡萄牙人死守著安哥拉和莫三比克，帝国瓜分非洲时，谁都不肯让谁的土地被一条铁路“统一”。
    如今，南方共同体发展署总工程师林向南打开投影仪，幕布上出现同一张非洲地图，但那条红线，比罗德斯的野心更密，更长，更野。
    主线a（纵贯走廊）：
    开罗—喀土穆—亚的斯亚贝巴—奈洛比—三兰港—卢萨卡—哈拉雷—约翰內斯堡—开普敦
    全长：约7200公里
    途经国家：9个
    设计轴重：25吨
    客货混运：120公里/小时
    主线b（撒赫勒横线）：
    达喀尔—巴马科—瓦加杜古—尼亚美—恩贾梅纳—喀土穆
    全长：约4800公里
    途经国家：7个
    功能定位：西非內陆出海口通道，萨赫勒防沙治沙物资专线。
    主线c（赤道横线）：
    拉各斯—杜阿拉—班吉—坎帕拉—奈洛比
    全长：约3500公里
    途经国家：6个
    功能定位：几內亚湾—东非走廊，热带农產品出口动脉。
    支线网络：
    覆盖主要矿区，种植园，內陆人口中心，总规划长度约1.2万公里。
    总投资估算：
    约580亿南元。
    南方共同体投资银行承贷40%，非洲各国以矿產，能源，土地特许经营权折股25%，国际银团商业贷款20%，剩余15%由九黎工程总承包方以设备，技术入股。
    报告最后有一行铅笔手写批註：“不要叫开罗—开普敦，那是殖民者的遗產，叫纵贯线。铁路是非洲自己的脊樑，不是谁插进去的剑。”
    ……
    9月，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本巴希。
    菲利普·奇隆博已经在这座铜矿干了二十三年。
    他十七岁进矿，从搬运矿石的临时工做起，熬到领班，再熬到採掘队长，终於戴上白色安全帽，成为整个上加丹加省屈指可数的黑人爆破工程师。
    萨伊骚乱，矿上的比利时工程师全部跑光，走之前把起爆器钥匙扔进了尾矿库。
    奇隆博潜水摸了两小时，把钥匙捞出来，矿山才没有彻底瘫痪。
    卡比拉推翻蒙博托，新政府说要把矿收回国有，但连年战乱，国库空虚，国有化只停留在布告栏。
    直到一个自称“南方共同体矿產开发公司”的代表团来到卢本巴希。
    他们不看铜矿，卢本巴希的铜已经采了一百年，富矿层早已耗尽，剩下的是0.8%品位的贫矿和堆积如山的尾矿。
    他们看的是尾矿库。
    “这些尾矿里还有0.3%的铜、0.1%的鈷，”代表团里那个姓王的工程师指著化验单，“我们用生物堆浸技术，可以再回收60%。”
    奇隆博听不太懂“生物堆浸”，但他听懂了下一句：
    “我们需要本地工程师，南方共同体的技术標准，本地薪资的三倍。”
    他签了合同。
    三个月后，奇隆博第一次离开非洲。
    九黎，生物冶金国家工程实验室。
    他在这里学习如何用细菌“吃”矿石。
    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氧化亚铁硫桿菌，把尾矿中残存的金属离子溶解到溶液里，再用萃取剂捞出来。
    他学得很好。
    结业时，带他的周教授说：“你可以留下来做研究。”
    奇隆博摇头。
    “卢本巴希的尾矿库有七十年的存量，”他说，“够我干到退休。”
    他没有说的是：他退休后，希望自己的儿子不必再像自己一样，从搬运矿石的临时工做起。
    卢本巴希尾矿综合回收厂投產。
    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二十年来第一个新建的工业项目。
    奇隆博任生產副厂长，手下管著三百七十名刚果工人。
    他的儿子那年八岁，在厂区新盖的“丝路小学”读二年级。
    语文课本第一课，题目叫《水泥》。
    水泥是灰色的粉末，
    但和水搅拌，凝固之后，
    可以盖房子，修桥樑，铺铁路。
    非洲有太多需要凝固的东西。
    ……
    布吉纳法索，瓦希古亚。
    阿马杜·奥德拉奥果跪在龟裂的土地上，把一棵猴麵包树幼苗栽进刚挖好的土坑。
    这是今年他种下的第四百七十二棵树。
    萨赫勒带，撒哈拉沙漠的南缘。
    过去三十年，沙漠以每年五公里的速度向这里推进。
    他的祖父年轻时，瓦希古亚周围还有成片的橡树草原；他父亲年轻时，树没了，还有灌木。
    他年轻时，灌木也没了，只剩下风，沙和越来越短的雨季。
    布吉纳法索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世界银行的数据说，这里人均gdp三百美元。
    但阿马杜不在乎美元，他在乎小米。
    他家七口人，耕种四公顷沙质薄土。
    雨季推迟了二十三天，小米收成只有往年的四成。
    妻子把一日三餐改为一餐，孩子们饿得夜里睡不著。
    然后来了些人，这些人是来种树的。
    但他们种树的方式很奇怪。
    “保水梯田+固氮树种+间作经济作物”，项目手册上这么写。
    阿马杜不懂“固氮”，但他看懂了演示：在坡地上沿等高线挖浅沟，用石头垒成矮埂，雨水被留在埂后，渗入土壤，不会流走。
    埂边种一种叫“南洋楹”的速生树，树根上有瘤子，能把空气中的氮固定在土里，技术员说这叫“生物肥料”。
    树与树之间，可以种芝麻，花生，西瓜。
    第一年，树苗还小，没有收益。
    但项目给每户参与家庭发工资：挖一米保水埂，五毛，种活一棵树，一元。
    阿马杜全家上阵。
    他挖埂，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种树，八岁的儿子负责从三公里外的水井运水。
    用九黎援助的微型太阳能水泵，一天能拉二十桶。
    雨季，阿马杜家的一千三百棵树，存活了九百一十七棵。
    存活率远低於项目要求的“百分之八十五”红线，验收没通过，年底绩效奖金没了。
    但阿马杜不在乎绩效。
    他在乎的是，雨季结束后，那些活了下来的南洋楹，最高的已经躥到两米。
    他活了四十年，第一次在自家的土地上，看到成排的，有膝盖粗的，还在继续生长的树。
    他用手掌抚摸树皮，粗糙，乾燥，但充满韧劲。
    “这个，”他对技术员说，“比玉米粉管饱。”
    技术员愣了一下。
    然后蹲下来，和阿马杜一起摸著树皮。
    “我们老家有句话，”技术员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翻译把这句话转成莫西语。
    阿马杜听完，沉默了很久。
    “我不是前人。”他说，“我是种树给自己乘凉的人。”
    瓦希古亚保水梯田—农林复合项目进入第三年。
    阿马杜家的四公顷土地，已经有二点七公顷完成改造。
    间作的芝麻和花生开始有收成，不多，一公顷每年能卖八十到一百美元。
    但南洋楹长起来了。
    树冠开始遮阴，树下土壤不再被烈日烤裂。
    去年旱季，阿马杜第一次在自家地里挖出一锹湿润的黑土。
    他捧起那锹土，攥在掌心，攥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把大儿子从城里叫回来。
    大儿子十八岁，两年前去瓦加杜古打工，在建筑工地背水泥。
    每月挣四十美元，扣除房租和饭钱，剩不下十美元。
    “回家种树。”阿马杜说。
    大儿子沉默。
    “城里没有未来，”阿马杜指著那二点七公顷改造地，“这里有。”
    大儿子看著父亲掌心里的黑土。
    他回来了。
    瓦希古亚项目区推广至周边十七个村庄，覆盖一千四百户农户。
    南方共同体—布吉纳法索联合监测报告显示：
    参与农户年均现金收入：项目前约83美元，项目第五年约247美元。
    粮食自给率：项目前无法满足全年口粮，需依赖救济粮约4个月，项目第五年全年口粮自给，部分农户有余粮出售。
    荒漠化控制：项目区植被覆盖率从不足5%升至约23%，风沙日数年均减少37天。
    报告结论里有一段话，被九黎发展署內部多次引用：
    “萨赫勒地区过去三十年的主要人道主义危机，根源不是降雨减少，而是生计崩溃。”
    “当一个家庭每年缺粮四个月时，任何关於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都是奢侈的。”
    “他们必须先吃饱，然后才能听懂前人栽树。”
    ……
    6月，加彭，兰巴雷內。
    皮埃尔·恩东戈把最后一卷奥库梅木单板码放到货车上。
    车厢喷著蓝色標誌，目的地：奥文多港。
    奥库梅木，加彭特有树种，轻质，防潮，不变形，是做胶合板和乐器的最佳材料。
    皮埃尔的祖父砍奥库梅木，卖给法国殖民公司，每立方木材换半袋麵粉。
    皮埃尔的父亲也砍奥库梅木，卖给利伯维尔的本土贸易商，每立方换一袋麵粉加两升棕櫚油。
    皮埃尔自己，二十一岁，初中毕业，是加彭—九黎合资林產公司兰巴雷內加工厂的固定工。
    他不砍树。
    他操作一台九黎的数控刨切机，把原木刨成0.3毫米厚的单板。
    月薪180美元，相当於父亲当年三个月的收入。
    工厂大门外竖著一块gg牌：“加彭不再出口原木，我们出口橱柜，吉他，波罗的海渡轮的甲板。”
    加彭政府颁布原木出口禁令，要求所有木材必须在境內加工至半成品或成品方可出境。
    欧盟抗议，美国关切，世界银行说“可能违反贸易规则”。
    但禁令没有撤回。
    因为九黎，当时已是加彭木材第一大进口国，表示完全支持，並提供3.5亿美元低息贷款，帮助加彭在三年內建成七座木材加工园区。
    皮埃尔的工厂是其中一座。
    加彭木材加工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採掘业。
    加彭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是中非地区第一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原资源型经济体。
    皮埃尔用工作三年攒下的钱，在兰巴雷內郊区买了块地，盖了一栋砖房。
    他祖父住的是茅草屋，父亲住的是铁皮棚。
    他住进了砖房。
    砖房后面，他留了一块空地。
    “准备种奥库梅木，”他对来参观的九黎技术员说，“不是砍，是种。”
    “种了也不够你们厂吃。”技术员笑。
    “够我儿子吃。”皮埃尔说。
    ……
    安哥拉，罗安达。
    若昂·多斯桑托斯，把最后一件行李塞进皮卡车斗。
    他离开的不是罗安达，是罗安达的贫民窟。
    穆桑巴贫民区，四十万人挤在没有下水道，没有电网，没有门牌號的铁皮棚屋里。
    若昂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看著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两岁时死於霍乱。
    安哥拉內战终於结束。
    打了二十七年，全国基础设施剩不到百分之三十。
    但罗安达的海面上开始出现巨型起重船。
    那是九黎“振华”號的船队，运载著港口货柜桥吊，预製混凝土构件，盾构机。
    若昂看不懂那些机械，但他看懂了招聘启事：
    “罗安达港口扩建工程招收力工，焊工，卡车司机，日薪8美元，包一顿午餐。”
    他去应聘卡车司机。
    他有驾照，但没开过工程车。
    考官说可以学，培训期日薪5美元。
    他学了三个月。
    港口一期工程竣工。
    若昂升为运输班长，月薪320美元。
    他在港口附近的卡曾加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水泥楼，有自来水，有马桶，有不会在雨季漏雨的屋顶。
    搬家那天，妻子把唯一的圣像掛在客厅墙上，然后在崭新的燃气灶上煮了第一锅木薯。
    “这才是家。”她说。
    若昂没有接话。
    他望著窗外。
    楼下，孩子们在水泥空地上踢足球。
    远处，港口桥吊正在夜以继日地吞吐货柜。
    他想起父亲。
    父亲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安哥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未来。”
    若昂拧开水龙头，冷水哗哗衝进洗脸池。
    有未来。
    他想。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非洲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报告》。
    数据揭示了一个被西方主流学界长期忽略的事实：
    非洲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7%，但城市贫困率开始下降。
    从1985年的38%降至1995年的25%。
    总和生育率。
    19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每名妇女生育6.3个孩子。
    1980年，降低到3.4个。
    1990年，降低到1.2个。
    报告分析认为，生育率下降与几个因素高度相关：
    第一，女孩入学率上升。
    九黎进入后，非洲小学女童净入学率从12%升至84%。
    每多上一年学，平均生育意愿下降0.3个孩子。
    第二，城市化。
    城市养育成本远高於农村。
    罗安达贫民窟的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但搬到正规住区，哪怕仍是月租三十美元的陋室，这个数字降至3.1。
    第三，非农就业机会。
    报告特別提及九黎在非洲的基建，加工，物流项目：“当妇女发现自己能通过种法国豆，操作缝纫机，在加油站收银赚取现金收入时，多生孩子的边际收益会逐步下降。”
    “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家庭岗位给孩子。”
    “多生的孩子不再是生產力，而是经济负担。”
    ……
    索马利亚，基斯马尤。
    谢赫·阿卜迪卡西姆·易卜拉欣，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锁进铁皮柜。
    这把他用了十七年的自动步枪，打过衣索比亚军队，打过肯亚边防警察，打过索马利亚过渡政府，打过“青年党”內部的叛徒。
    最后一次击发是朝天上鸣枪，为一个战死的下属送葬。
    下属二十岁，跟他打了三年，每个月领八十美元军餉。
    下属的母亲住在基斯马尤郊外的难民营，丈夫死於內战，大儿子死於边境衝突，这个二儿子是家里最后的收入来源。
    葬礼后，谢赫自费买了二十袋大米，送到难民营。
    他不知道怎么对那位母亲说“你儿子是为圣战牺牲”。
    因为他自己也越来越不清楚，“圣战”到底要达成什么。
    3月，一个穿便装的中年索马利亚人来营地找他。
    不是青年党的人，不是政府的人，也不是衣索比亚人。
    这个人带著一台平板电脑，打开地图，指著基斯马尤以北八十公里的一片荒原。
    “这里要建一个腰果种植园。”他说，“五千公顷，三年后投產，需要一千二百名固定工。”
    谢赫沉默。
    “我们正在招募安保承包商，不是打仗，是看守灌溉设施，防止偷盗。”
    “你找错人了。”谢赫说，“我是恐怖分子。”
    那人没有笑。
    “我知道。”他说，“但恐怖分子也需要吃饭。”
    “而且恐怖分子退役后，也需要一个不被通缉的身份。”
    他推过一份合同。
    “南方共同体—索马利亚农业开发公司·基斯马尤腰果种植园安保服务意向书”。
    甲方：索马利亚农业开发公司
    乙方：[待填]
    服务內容：园区边界巡逻，灌溉设施监护，员工通勤护送
    合同期限：三年，可续签
    薪酬標准：指挥官月薪600美元，队员300-450美元
    附加条款：乙方人员须在签约后六十日內缴械，由朱巴兰行政当局登记造册，换发民间安保机构执业牌照。
    谢赫看著那份合同。
    六百美元。
    他打了十七年仗，从没拿过六百美元月薪。
    “你们不怕我把钱拿来买武器？”他问。
    “你可以买。”那人说，“然后你会失去这份合同，失去牌照，重新成为被无人机定点清除的目標。”
    “你也可以把儿子送去基斯马尤新开的技术学校，学汽车维修，那里也招人。”
    谢赫的儿子十四岁。
    去年偷了营地里一支手枪，被谢赫抽了二十皮鞭。
    他以为儿子会恨他。
    但儿子没有。儿子只是看著他，说：“爸爸，我以后不想打仗。”
    谢赫签了合同。
    5月，基斯马尤腰果种植园破土。
    谢赫·阿卜迪卡西姆·易卜拉欣成为这家种植园的安保经理，手下管著九十二名前战斗人员。
    他们没有制服，但佩戴统一的胸牌，白底蓝字：“民间安保·授权持械”
    第一批腰果收穫，装船运往九黎。
    谢赫用两年薪水在基斯马尤镇上买了房，把儿子送进那所技术学校。
    儿子毕业，在种植园旁边的农机站当修理工。
    谢赫周末去农机站，坐在树荫下，看儿子把一台熄火的拖拉机拆开，清洗喷油嘴，重新组装，发动。
    儿子满手油污，对他咧嘴笑。
    谢赫没有笑。
    他只是想：十七年的子弹，不如这十七分钟的马达声真实。
    ……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港。
    第一列来自开普敦的货柜班列缓缓驶入港区。
    机车是九黎造的，车厢是南非造的，钢轨是奈及利亚的铁矿，经九黎技术援助在阿尔及利亚轧制的。
    这趟列车装载的是：南非德班的柑橘，辛巴威哈拉雷的菸草，尚比亚铜带省的电解铜，坦尚尼亚三兰港的剑麻，肯亚纳纽基的鲜切花，衣索比亚阿达玛的咖啡。
    全程五千九百公里，穿越七个国家，歷时十一天。
    比海运快三十二天。
    列车上没有押运武装。
    纵贯线开工时，运输规划部门做过风险评估：刚果（金）东部的武装团伙，南苏丹的部落民兵，肯亚—衣索比亚边境的土匪，可能对铁路构成严重威胁。
    这些威胁没有消失。
    但风险评估报告修改了措辞：
    “部分非国家武装团体对铁路的认知，已从软目標转变为禁止攻击的目標。
    这並非出於人道主义考量，而是因为铁路为这些团体控制区提供了电力，药品，以及，將未经加工的农產品运出，换取现金的通道。”
    通俗地说：土匪发现劫火车不如自己种腰果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