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南京听到松江棉纱风波的消息时，事情才刚刚闹起来。皇庄的便宜棉纱也就才卖了几天时间。南京六部虽是有名无实的閒散衙门，但松江府是南直隶的辖地，织户罢市的消息顺著运河水路传到南京，並不比京师慢多少。
    最先告诉他这件事的是他的一个门生。那门生有个亲戚在松江府做吏目，亲眼看见永昌號门口排队买纱的人从街头排到街尾，也亲眼看见好几家纺纱作坊关了门，织工拖家带口地往苏州方向去寻活路。门生说得义愤填膺，说皇庄倚仗权势，以低价碾压民间作坊，实在是有亏圣德。王阳明听了，没有说话，只是让他把细节再说一遍。门生便又把永昌號如何收购棉花、如何架设水轮、如何出货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听到“水轮”两个字的时候，王阳明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
    “水轮？”他重复了一遍，“什么样的水轮？是不是架在河边的？是不是带动了一排纺车，同时纺好多根纱？”
    门生愣了一下：“先生怎么知道？”
    王阳明没有回答，只是问了一句：“那皇庄的管事是谁？”
    “听说是张永，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背后出主意的恐怕另有其人，松江那边都在传，说这水力纺车是工部的范先生弄出来的。”
    王阳明点了点头，没有再问。门生告辞之后，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望著窗外院子里那几棵梧桐树，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水轮。水力纺车。一次纺几十根纱。还有那个姓范的工部主事。把这些线索串在一起，范靖这个名字便浮了上来，清清楚楚，毫无悬念。天下能做这种事的，除了范靖，他想不出第二个人。
    他忽然想起几年前在滁州梅林里的一个午后。那天范靖讲完了光学折射，两人坐在石头上喝茶閒聊，不知怎么便聊到了《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范靖对这首诗的评价极不客气，说这是道家后学编出来的瞎话，看似洒脱，其实偏激得很，走偏了便成了“什么都別管，什么都別做”，那还要圣贤做什么？要帝王做什么？还要朝廷做什么？这就是无君无父之言。
    不过范靖又说，考虑到道家兴起时正是战国乱世，那个时候，正是类人群星闪耀时，他们举目四望，看到的都是些率兽食人的昏君暴君，產生这种想法倒也可以理解。
    王阳明当时槓精上身，便笑著问了一句：“以范兄之学，如何判断一个君王是不是昏君暴君呢？”他本以为范靖会从圣人之言、君臣之义的角度来回答，谁知道范靖放下茶杯，认真地给他算了一笔帐。
    “设有一户人家，种著一块地。若是没有朝廷，他一年到头能收穫的粮食是x。有了朝廷，朝廷消灭了土匪，减少了他要被土匪抢走的一部分损失；朝廷组织了兴修水利，让他的地的產量有了上升；当然朝廷也要收他的税，拉他去服徭役，弄得不好还会耽误农时，这就又降低了他的收益。设有了朝廷之后，他的收益是y——若y大於x，那便是明君治世；若y等於x，那就是庸君；若y小於x，那便是昏君暴君了。所以某以为，朝廷或者君王，最重要的职责便是促进生產力的发展。”
    王阳明记得自己当时笑了一声，追问他这个“生產力”到底是什么。范靖便解释道，生產力就是一个人用同样的时间和力气能生產出多少东西。如果一个人一天只能纺一斤纱，那是很低的生產力；如果他一天能纺二十斤纱，那是比较高的生產力。
    《大学》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財恆足矣。』生財之道不过二端，一个是『生之者眾，为之者疾』，就是要开源；一个是『食之者寡，用之者舒』，这就是节流。
    提高生產力就是开源。生產力高了，百姓就有了富足的可能，国家就有了强盛的基础。然后只要搞好分配，做到“均无贫”，百姓就能既庶且富了。所以圣人的“安民”、“富民”，归根到底，是要提高生產力。
    王阳明对这个说法其实並不反对，但他当时故意抬槓，说你这套东西太功利了，圣人治国，首重教化，其次才是富民。范靖便跟他辩，说教化也要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两个人从午后辩到黄昏，谁也没说服谁，但王阳明心里其实是认同范靖的大半观点的，只是他觉得范靖说得太“直白”了，直白到几乎不给天理留位置。
    如今回想起这场旧辩，王阳明忽然就明白了范靖现在在做什么。皇庄的水力纺车，据说一个人一天能纺几十斤纱，成本降到松江作坊的十分之一——这不就是范靖说的“提高生產力”吗？皇庄以低价卖出棉纱，让种地的老百姓用同样的钱买到更多的棉纱——这不就是范靖说的“y大於x”吗？
    他靠在椅背上，心里把整件事从头捋了一遍。范靖先在工部做出水力纺车，再让张永带到松江建厂试產，低价卖出棉纱刺激松江商人弹劾，最后逼著朝廷来討论这件事。每一步都像是他在四峰书院讲课时用的教学案例——先做一个实验，让学生看到现象，然后提出问题，最后归纳出道理。只不过这次他的“学生”是整个朝廷，他要教的“道理”是一整套专利制度，而这一切最终指向的目標，是把他的格物之学变成一门可以传世的学问。
    想到这里，王阳明忍不住笑著摇了摇头。这个人，为了推广他那套学问，真的是用心良苦。
    消息继续从松江传到南京，又从南京传回京师。没过多久，邸报上便有了朝廷打算设立专利司、並將纺纱机的专利出售给民间的消息。邸报上还附了朝廷关於专利司的初步设想——民间匠人若有新发明，也可到专利司备案；凡备案之专利，他人使用须缴纳专利费；专利费按比例分给发明者、朝廷和专利司；工部虞衡司主事范靖暂领专利司筹备事务。
    王阳明拿著邸报，哈哈大笑。旁边的僕人嚇了一跳，问他笑什么。王阳明把邸报往桌上一拍，指著上面范靖的名字道：“范进这个人，为了把他那套格物之学传下去，真是把能用的法子都用上了。先是做千里镜，把说明书附在千里镜上，让买镜子的人顺便读他的《格物小录》；后来到滁州跟我论学两年，把论学的笔记传遍江南；如今更好了——他在工部设个专利司，天下想靠发明赚钱的人，都得去学他那套『现象→猜想→演绎→验证』。这专利司一出，他的学问便不再是书院里的空谈，而是和天下匠人的饭碗捆在了一起。”
    僕人似懂非懂，只是见老爷高兴，便也跟著笑了笑。
    过了几天，又有几个学生找上门来。其中一个学生刚从松江回来，亲眼看见了永昌號门口的盛况，也亲眼看见了那些关门歇业的纺纱作坊。学生说得很激动，说朝中如今都说范先生是幸臣，靠著逢迎天子往上爬，大家都很失望，觉得范先生当初在滁州讲学的那些道理都是骗人的。
    王阳明听了，脸色便严肃了几分。他看著那个学生，说道：“我一向认为范先生的学问偏向功利了一些，在滁州时也曾与他反覆辩论，从未觉得自己辩输了。但范先生的人品，却是无可爭议的。他断不会做出害民的事情。你们说皇庄卖便宜棉纱害了织户——那你们有没有算过，买便宜棉纱的百姓得了多少利？那些种地的农民，花同样的钱买到更多的棉纱，他们是不是百姓？
    范先生当年在四峰书院讲学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朝廷的职责，是让天下大多数人过得更好。如果一样东西能让天下九成九的人受益，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受损，那这样东西就是好东西，至於那百分之一的人，应该设法帮他们另谋生路，但不应因噎废食。你们好好想想。”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著院子里的梧桐树，又道：“范先生以前说过，天下生財之道，无非『开源节流』二事，只不过有些人擅长开源，有些人擅长节流。范先生让棉纱產量大增，这也是开源了，如今重要的事情就看朝廷怎么样把这开出来的水，引导到需要的地方去。若是范先生挖出来的泉水，朝廷没有引导好，结果反而弄成了水患，那也是朝廷诸公的责任，总不能指望著范先生一个人，把开源节流的事情全都给包了吧？”
    学生们面面相覷，都不敢再说什么。
    又过了一些日子，邸报上关於专利司的消息越来越详细。朝廷正式下文，在工部之下设立专利司，由工部虞衡司主事范进暂领专利司筹备事务。邸报上还附了一份关於水力纺纱机专利费的徵收草案，草案中列了两种收费方式供朝臣討论：一种是按一次买断的方式收取，採用公开竞买的办法，让各家商户竞价购买专利使用权，出价最高者得；另一种是按抽成的方式收取，根据每家商户每年出售棉纱的数量，按比例抽取专利费。
    这份草案在朝堂上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爭论。主张一次买断的人，大多是户部和工部的官员。他们的理由很实在：一次买断，朝廷不用派人去查商户的帐本，省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公开竞买，各家商户互相抬价，朝廷能拿到最高的价钱，不怕卖得便宜了吃亏；而且专利费是一次性付清的，当年就能看到银子，对缓解朝廷的財政压力大有好处。
    主张按出售棉纱数量抽成的人，则大多是科道和翰林院的官员。他们的理由也很正当：按抽成收取，商户当时不用拿出大量的银钱，降低了他们的门槛，朝廷能卖出去的专利授权也会更多，受益的商人更多；抽成细水长流，每年都有稳定的进项，长远来看未必比一次买断少；更重要的是，如果按一次买断来竞买，財力雄厚的大商户会把小商户全部挤出去，最后水力纺纱的好处只落在少数几个大商贾手里，这反倒成了变相的土地兼併。如果按抽成来收，大家门槛差不多，小商户也能分一杯羹，这才是真正的“让利於民”。
    两派官员在廊下一碰头便唇枪舌剑，爭得面红耳赤。主张一次买断的人指责主张抽成的人“空谈仁义，不切实际”；主张抽成的人指责主张一次买断的人“与民爭利，为富商张目”。
    王阳明在南京看了邸报上双方的论点，只是微微一笑，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范兄呀，你这是在分裂僧团呀。”
    他又想像了一下，要是范靖现在就站在他跟前，他用“分裂僧团”来指责他的话，他会怎样回应。
    “不用想了，那傢伙肯定会拿出心学的东西来个以汝之矛，攻汝之盾，说：『我心光明，亦復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