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初，上奥地利州，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
    晨雾覆盖著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丘陵与湖泊。莱因哈德·施特劳斯紧了紧制服大衣的领口，呼出的白气瞬间融入雾气中。
    他驾驶著一辆橄欖绿色的“人民汽车”改进型越野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
    车头那面红德的旗帜，在苍茫的冬日景色中显得格外鲜明。
    三十岁的施特劳斯是“蒂罗尔-上奥地利大区林茨专区人民委员会”下派到这片山区的巡迴专员。
    施特劳斯的身份很有代表性：
    他出生在因斯布鲁克一个钟錶匠家庭，战末在维也纳求学时接触了革命思想，德奥合併后，经过“干部速成学校”培训，成为一名新政权的人民委员会干部。
    施特劳斯热爱脚下这片土地，他坚信，只有柏林指引的道路，才能让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摆脱贫困、地方豪强的盘剥以及维也纳过去那种华而不实的空虚。
    施特劳斯的目的地是高山湖畔的格伦德尔村。
    今天的任务清单已经被他写在了皮质封面的工作手册上：
    调解並最终裁定采尔巷老雅各布与邻居间的柴火越界堆放纠纷（此前已由村干部调解两次未果）。
    检查村消费合作社第一季度帐目及物资储备（特別是越冬的土豆、煤炭、罐头食品）。
    主持召开月度村民大会暨“冬季政治与农业技术夜校”开班动员。
    走访两户申请了“人民育儿补贴”的家庭，核实情况。
    收集关於乡村小学增设一个取暖炉的可行性意见。
    这份工作其实平凡甚至琐碎，但施特劳斯知道，新政权的稳固，社会主义在奥地利乡土社会的真正扎根，靠的正是这无数琐碎的“正確解决”。
    德国模式的成功，在於它將宏大的主义，分解成了粮食的价格、学校的炉火、邻居间的公平，以及一个不再被山外经济危机风暴轻易摧垮的合作社仓库。
    施特劳斯的车子在村口刷著白漆的“格伦德尔村社会主义劳动者联盟”木牌前停下。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中广场上那面与车上同样的旗帜，旁边还立著一块新黑板，上面用粉笔写著冬储菜品种类和合作社本周特供。
    几个穿著厚实整洁棉衣的孩子跑过，好奇地看了眼施特劳斯的汽车，其中一个孩子大声喊道：
    “是施特劳斯同志！”
    然后跑回去报信了。
    这种对同志称呼的自然接受，在几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过去，来这里的是收税的官吏、徵兵的军官，或者教堂的神父，来一次乡里就搞得民眾们怨声载道。
    第一项工作就体现了新旧思维的碰撞。
    老雅各布和他的邻居马蒂亚斯，隔著那几捆引发爭端的柴火怒目而视。
    两人都穿著厚重的旧式羊毛外套，脸因激动而泛著红。
    “就是他！这个贪心的老马蒂亚斯！”
    雅各布的声音洪亮，手指几乎戳到对方的鼻尖，
    “我爷爷当年好心，看他家牲口棚塌了，允许他临时把篱笆往我家的地上挪了一只山羊的长度！
    说好了等新棚子盖好就挪回去！结果呢？新棚子盖了又塌，塌了又盖，那篱笆就再也没挪过窝！
    几十年了！现在连柴火都堆过界了！这哪里是借，这就是抢！”
    马蒂亚斯不甘示弱，唾沫星子在冷空气中化作白雾：
    “胡说！纯粹是胡说！雅各布，你那脑袋里除了装粮食就没別的东西了吗？
    那根本就不是借地！那是交换！是用我家靠近小溪的那一小条长满石头的坡地换的！
    你爷爷当年亲口答应，因为我家那块地虽然石头多，但离水近，他想用来种点浆果！
    现在浆果丛都老死了，你就翻脸不认帐了？”
    “浆果？哪有什么浆果丛！那坡地上只有苔蘚和该死的野荆棘！”
    雅各布挥舞著手臂，
    “我父亲临终前还拉著我的手说，记住，小溪边那块没用的石头地是马蒂亚斯家的，但我们家挨著老苹果树的这片好地，一寸也不能让人白占了去！
    这话我记了三十年！”
    “你父亲？你父亲那时候还是个流鼻涕的娃娃！他懂什么？”
    马蒂亚斯气得胸口起伏，
    “我父亲才说过，当初是看你家可怜，牲口没地方转身，才让出地方！根本没有什么正式的交换，是你们家占了便宜！”
    两人的爭吵迅速从柴火蔓延到几十年前的牲口棚、早已死去的浆果丛、彼此父亲甚至祖父的临终遗言，以及一系列模糊不清的一只山羊的长度、一大车的宽度之类的乡村计量单位。
    施特劳斯一直安静地听著，没有打断。他年轻的脸庞在两位老人激动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沉稳。
    等到两位老人的第一轮激烈交锋稍稍停歇，屋子里只有两个人粗重的喘息声时，他才开口：
    “雅各布同志，马蒂亚斯同志。我听到了你们的记忆，你们父亲和祖父的记忆。
    这些记忆对你们个人而言非常重要。”
    施特劳斯顿了顿，看著两人稍微冷静了一些的眼神，
    “但是，同志们，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讲求事实和证据的国家。
    个人的记忆会隨著时间褪色、变形，甚至会因为一场爭吵、一次不满而添上原本没有的顏色。
    而国家和集体的公正，不能建立在可能褪色、可能变形的个人记忆上。”
    在两位老人疑惑甚至略带不满的注视下，施特劳斯转身，从他那有些磨损但整洁的皮质公文包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大张质地优良的纸张，在屋子中央一个閒置的旧磨盘上铺开。
    那是一幅巨大的、绘製精细的地籍图副本。
    深色的线条勾勒出格伦德尔村的地块边界，上面標註著清晰的德文数字、字母编號以及用规整字体书写的地块所有者和面积。
    一些关键地点都用简明的图例標示出来。
    “这是蒂罗尔-上奥地利大区林茨专区土地改革办公室存档的、经柏林中央地政管理局核准的最新地籍图副本。”
    施特劳斯用手指轻轻点著图纸下方鲜红的公章和编號，
    “它依据的是1910年奥匈帝国时期最后一次全境权威土地测绘的原始数据，並在德奥合併完成后，由我们新政权的工作人员，联合当地知情的老农和干部，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覆核与重新登记备案。
    它具有最高的法律和行政效力。”
    谷听到这话，老雅各布和马蒂亚斯不由自主地向前凑了凑，浑浊的眼睛努力聚焦在那密密麻麻却又异常清晰的线条和文字上。
    对他们而言，土地是生长的庄稼、是祖辈流传的“记忆”，而如此精確地呈现在纸上的土地，则带著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施特劳斯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铅笔，指尖在地图上移动，最终停留在两个相邻的、標著不同编號的区块上。
    “看这里，编號b-07，登记所有者：雅各布·胡贝尔（即老雅各布）。
    面积：0.42公顷。边界线，从这里，”铅笔尖划过一条笔直的线，“到老苹果树中心点向东南延伸七点五米处，为界。”
    然后，笔尖移到旁边：
    “编號b-08，地块名称『溪畔石坡』，登记所有者：马蒂亚斯·格鲁伯。面积：0.38公顷。边界线，从刚才说的七点五米界点起，向西南延伸……”
    他的铅笔精確地沿著地图上的线条移动，最终停在当前柴火堆放的大致位置。
    “根据图纸，爭议的柴火堆放区域，大约有百分之八十，落在了编號b-07，也就是雅各布同志的地块范围內。
    越界长度，根据比例尺换算，大约是一点五米。”
    老雅各布先是愣住，隨即脸上焕发出一种混合著胜利和难以置信的光芒，他指著地图，手指微微颤抖：
    “看！看！马蒂亚斯！白纸黑字！还有韦格纳主席的公章！
    一点五米！我说什么来著！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转向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同志，这……这图纸当真作数？柏林……柏林真的管咱们这山沟沟里几捆柴火的事？”
    马蒂亚斯的脸色则瞬间变得灰白，他死死盯著地图上那条无情的界线，嘴唇哆嗦著：
    “不……这不可能……这图纸……当年的测量官可能喝醉了酒！
    或者……或者他们根本就没问清楚！我父亲明明说过……”
    施特劳斯抬起手，制止了双方即將再次爆发的爭吵。
    他看向马蒂亚斯，语气依然平和但坚定：
    “马蒂亚斯同志，我理解你的感受。但这份图纸是经过多方覆核確认的，它代表的是国家基於歷史和实地调查后做出的最权威认定。
    个人口述的歷史，除非有同样权威的书面文件佐证，否则在法律和行政层面，是无效的。”
    他话锋一转，铅笔尖又点了点地图上b-08地块靠近边界线的另一处：
    “但是，我也注意到了。马蒂亚斯同志，你的柴棚位置，根据图纸和你实际搭建的位置对比，也確实过於贴近边界线，甚至有极小部分侵占了村道的预留空间。
    这客观上影响了雅各布同志车辆进出他家穀仓的便利，虽然这不改变土地归属，但也是引发邻里矛盾的一个因素。”
    老雅各布听到这话，张了张嘴，没再说话，只是盯著地图。
    施特劳斯收起铅笔，目光扫过两位老人：
    “所以，基於《社会主义相邻关係法（草案）》中互助互利、促进生產团结的原则，我提出如下调解方案：
    一，马蒂亚斯同志，请你在一周內，將越界堆放的柴火清理回你自己地块范围內。
    二，对於过去两年因越界堆放对雅各布同志造成的实际影响，你需要做出补偿，补偿额相当於二十公斤冬季储存苹果的市场价值，或者等值的集体劳动工分。
    三，关於你的柴棚位置问题，我建议由格伦德尔村劳动互助小组出面，在开春后帮你將柴棚向你自己地块內部安全挪移半米，所需人工计入小组集体工分。
    同时，村消费合作社可以按计划內平价，调剂一部分物资给你们用於修缮。”
    他最后看向老雅各布：
    “雅各布同志，对於这个方案，你是否能接受？
    这既维护了你合法的土地权益，也考虑了实际邻里关係和集体互助的精神。”
    老雅各布看著地图上那条清晰的界线，又看看脸色灰败却不再激烈反驳的马蒂亚斯，再看向眼前这个用一张柏林来的纸就斩断了两家数十年纠缠的年轻专员。
    他的胸膛起伏了几下，最终，那股憋了几十年的气，好像慢慢泄掉了。
    他咕噥了一句：“既然……既然柏林都这么画了……按规矩办吧。挪柴棚的钉子，要是合作社有，也挺好的。”
    马蒂亚斯也颓然地点了点头，
    “就……就按专员同志说的办吧。”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幅地籍图，眼神有些复杂。
    施特劳斯从公文包里取出调解文书，开始填写。屋子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的沙沙声。
    阳光终於穿透云层和窗户的缝隙，恰好落在那幅铺开的地籍图上，將上面精密的线条和公章照得微微发亮。
    一场基於模糊记忆和代际恩怨的乡村爭端，就这样被一张来自新政权高效官僚体系的的图纸，画上了一个清晰的句號。
    旧社会时代的乡村逻辑，在文件、数据面前，开始了它缓慢而不可逆转的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