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29日，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韦格纳安静地听完台尔曼的匯报之后，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著。
    “狗急跳墙，但还没完全失去理智。”
    “麦克唐纳政府內外交困，传统的均势和威慑手段失效，萌生这种最阴暗的念头我並不意外。
    但正如你所分析的，现阶段他们更可能是进行可能性研究和前期踩点，为最坏情况预留选项，而非立即行动。
    直接针对我和列寧同志，风险太高，一旦暴露，將是英国政府政治和外交上的彻底灾难，英国人现在承受不起。”
    韦格纳看向台尔曼：
    “这个埃姆斯，是这次行动的关键执行人。抓他，风险大吗？”
    “在瑞士动手，比在英国本土或德国容易得多。”
    台尔曼回答，“我们的镜子网络在瑞士的根基很深，监视和可控行动都有把握。
    关键在於动手的时机和后续处理。如果他只是来传递指令和激活网络，我们抓了他，伦敦会立刻警觉，可能切断整个网络，甚至升级行动。”
    韦格纳思考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我记得，我们潜伏在英国的同志提交过一份关於mi6中层官员家庭背景的例行报告。
    这个埃姆斯的儿子……好像是在牛津读书？对哲学和社会学感兴趣，参加过一些我们同志组织的左翼色彩的学生討论会？”
    台尔曼立刻答道：
    “是的，主席。理察·埃姆斯的独子，小安东尼·埃姆斯，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生。
    我们的外围同志评估过，他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和理想主义情怀，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英国社会不公深感不满，但尚未与组织有直接接触。
    被我们划分到属於可观察、可爭取的对象。”
    “很好。”
    韦格纳点了点头，
    “那么，计划可以调整一下。
    第一，通知我们在英国的同志，加快接触並爭取小安东尼·埃姆斯，將他发展为我们的同志。
    要做得自然，注重思想引导，让他真正认同我们的事业。
    第二，在瑞士，埃姆斯一到，就控制他，邀请他来我们这进行一次秘密会谈。
    除了展示我们对他此行目的了如指掌外，最重要的礼物，就是他儿子亲笔书写、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入党申请书和思想匯报。
    要让他明白，他不仅任务失败，连血脉和家庭未来的政治选择，都已不在他掌控之中。”
    台尔曼立刻领会了其中的多重威慑和攻心之策：“让他意识到，抵抗不仅毫无意义（我们已掌握一切），还会直接危及他儿子的前途甚至安全。
    而合作，或许能为他儿子，也为他自己在不可避免的未来变局中，谋得一条出路。”
    “没错。”韦格纳站起身，“埃姆斯是个专业人士，也是个体面的英国人，更是父亲。他对国家的忠诚，在家庭和现实面前会面临严峻考验。
    我们要做的，是帮他权衡利弊。如果他配合，就让他按照原计划，在瑞士布置那些无关紧要的观察指令，然后放他回伦敦，成为我们在mi6心臟里的一颗定时炸弹，来稳住辛克莱和麦克唐纳，让他们以为秘密仍在手中。
    而我们，则掌握了他们最齷齪计划的全部细节，以及一条直通其黑色行动核心的通道。”
    “如果他不配合呢？”台尔曼问。
    韦格纳眼神微冷：
    “那就让他意外消失在阿尔卑斯山吧。
    同时，將他是我们同志的材料，泄露给英国右翼小报。一个mi6官员是红色分子，这足以让埃姆斯家族身败名裂，也让辛克莱焦头烂额一阵子。
    但我还是更希望和他合作，一个活的、被控制的埃姆斯，价值更大。”
    “明白。我立刻部署。”
    “记住，台尔曼同志，”韦格纳嘱咐道，“不要留下任何不必要的痕跡。我们目前的重心是义大利和应对经济危机，不宜与英国爆发公开的衝突。”
    1月30日，埃姆斯从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乘坐“金色箭头”豪华列车前往多佛尔港，乘渡轮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法国加来，转乘法国铁路公司的国际列车，经巴黎里昂车站中转，驶往瑞士日內瓦。
    全程使用化名“阿尔伯特·怀特”，身份是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商务代表。mi6的偽造证件毫无破绽。
    1月31日傍晚，瑞士日內瓦。
    埃姆斯下榻在罗纳河畔一家安静的中档酒店。他谨慎地观察了周围，没有发现异常。
    按照计划，他第二天才会去接触第一个死信箱，激活阿尔卑斯信使的初级联络人。
    然而，就在他晚餐后回到房间，准备整理一下思绪时，房门被有节奏地敲响。
    埃姆斯心中一紧，手摸向了腋下的手枪。他靠近门边，用德语问：“谁？”
    “怀特先生，客房服务。您叫了雪茄和白兰地。”
    门外是一个平静的男声回应。
    埃姆斯没有叫过任何东西。他意识到不对，但此刻破窗或硬闯並非上策。
    他缓缓打开一条门缝，门外站著两名穿著得体深色大衣的男子，面无表情。
    其中一人手里確实拿著一个托盘，上面放著雪茄和酒瓶。另一人则看似隨意地站著，但目光锁定了埃姆斯。
    “你们搞错了。”埃姆斯用德语说，准备关门。
    拿托盘的男子忽然用纯正的、略带伦敦腔的英语低声说：
    “埃姆斯先生，辛克莱局长向您问好。但关於您此次来瑞士的行动，我们有些更紧急的情况需要当面討论。
    请配合，为了您，也为了安东尼在牛津的学业著想。”
    听到局长名字、来瑞士的目的，尤其是听到自己儿子名字的瞬间，埃姆斯就知道，完了。
    对方知道的太多，他沉默了几秒，鬆开了门链。
    埃姆斯被礼貌地请进了一辆等候的汽车，眼睛被蒙上，驶离了酒店。
    德国人民內务委员会驻瑞士的某处安全屋，
    审讯室內的环境乾净，甚至称得上朴素，没有刑具，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灯光也算柔和。
    但这样的场景反而让埃姆斯更加不安。
    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保持沉默，用专业训练对抗著审问者不温不火的问题。他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商人，对方抓错了人。
    直到那份文件被推到他面前。
    那是几页手写稿，字跡他再熟悉不过，是他儿子安东尼的。
    內容是关於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嚮往、对英国当前状况的失望，最后是一份充满激情、申请加入共產党的申请书，里面甚至引用了韦格纳演讲中的语句。
    其中某些家庭生活的细节，只有他们父子才知道。
    “安东尼是个有理想的好青年，埃姆斯先生。”主审的德国特工声音平和，“他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令人感动。我们相信，他的选择是出於真诚的信念。
    当然，如果这样一份材料出现在《每日邮报》的头版，或者送到军情五局（mi5）的桌上，想必会对他的未来，以及您的职业生涯，產生一些影响。”
    埃姆斯的脸色在听到儿子名字时已然剧变，但长期训练形成的心理屏障依然在艰难地维持著表面的镇定。
    他紧抿著嘴唇，目光死死盯著那份儿子的手稿，內心翻江倒海，却不肯轻易吐出妥协的字眼。
    审讯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细微的动摇，並不急於逼迫。其中一人换上了略显同情的口吻，仿佛在閒聊般说道：
    “埃姆斯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忠诚和职业操守。但有时候，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就像现在伦敦的天气，又冷又湿，而且物价——听说麵包和煤炭的价格，让不少体面的家庭都感到吃力了。
    即便是为女王陛下服务，一份固定的薪水，要应付飞涨的开销，维持像样的生活，送儿子在牛津读书……想必也不总是那么宽裕吧？”
    这话像巧妙地刺破了埃姆斯极力维持的、专注於国家大事的心理隔离层。
    他最近確实在为一些帐单烦心，夫人的抱怨言犹在耳。为秘密部门工作，报酬並非特別丰厚，尤其是相比那些在金融城投机的傢伙。
    经济上的窘迫是实实在在的，是他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无法像远方虚无縹緲的意识形態对抗那样被轻易隔离。
    看到埃姆斯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审讯者继续以一种务实的语气说：
    “忠诚和家庭当然重要，但麵包和煤炭也同样重要。
    为我们工作，您將获得的不再是那份捉襟见肘的公务员工资。
    稳定的、可观的外匯报酬，足以让您在伦敦过上真正舒適、甚至优越的生活，確保安东尼先生能毫无经济压力地完成学业，追求他的理想。
    我们尊重专业人才，也愿意为有价值的信息和合作支付合理的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