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的夜晚。
    诺曼第小镇圣皮埃尔老鞋匠巴蒂斯特的家。
    勒费弗尔坐在一张破椅子上，对面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自称安德烈。
    他的眼睛很亮。
    “勒费弗尔同志，”
    “我看了你的情况。五公顷地，8000法郎债务，今年麦子大概能收三吨半，按市价能卖525法郎——不够还利息，更別说本金。”
    勒费弗尔点头，手心有些出汗。
    “在阿列日省，像你这样的农户，我们有三种方案。”
    安德烈从包里拿出几张纸，
    “第一，债务重组。由农民协会出面，和银行谈判，把还款期延长到十年，前三年只还利息，利息降到4%。
    第二，加入销售合作社。所有麦子统一销售，合作社有仓储，可以等价格好的时候出手，避免收穫季被压价。
    第三，如果愿意，可以加入土地合作社——土地还是你的，但和邻居的地连片规划，统一耕种，用大型机械，成本能降40%。”
    勒费弗尔咽了口唾沫：“土地还是我的？”
    “產权证上还是你的名字。”安德烈微笑，
    “只是使用权集中，便於机械化。而且，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可以优先获得国家提供的低价化肥和良种——是从德国引进的技术。”
    “德国……”皮埃尔喃喃道。
    “德国同志在农业上走在我们前面。”
    安德烈坦然说，
    “他们用了五年时间，让粮食產量提高了50%。他们的合作社有实验室，研究土壤改良。我们派了人去学习，现在在阿列日试点。”
    勒费弗尔沉默了很久。煤油灯噼啪作响。
    “神父说……”他艰难地开口，“共產党要没收土地，要反对上帝……”
    安德烈嘆了口气：“勒费弗尔同志，你信上帝吗？”
    “我……我每周去教堂。”
    “可是，当你生病没钱买药时，是神父给了钱，还是哪个教堂给了钱？
    去年洪水衝垮了河边的农田，是教堂出钱修堤坝，还是政府出钱了吗？
    不，是我们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修的？”
    勒费弗尔想起去年秋天，玛丽得了肺炎，是镇上药店的老板——一个社会党人——赊帐给了他们药。
    而认识的神父只是说“我会为你祈祷”。
    “我们不反对信仰自由。”
    安德烈继续说，
    “在阿列日，教堂照常开放。但我们说：如果上帝真的爱世人，祂应该希望世人有麵包吃，有房子住，有病能治。而不是一边是饿肚子的农民，一边是拥有五十公顷地却只关心地租的神父。”
    勒费弗尔想起了神父家那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想起了神父坐的那辆新汽车。
    “我需要……和我妻子商量。”他最后说。
    “当然。”
    安德烈站起来，递给皮埃尔一张纸条，
    “这是联繫我的方式。但我必须提醒你：
    不要告诉任何人，特別是『农民保卫同盟』的人。他们上个月在加来省袭击了我们一个干部，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勒费弗尔把纸条塞进最里面的口袋。走出老鞋匠家时，夜已经深了。
    他抬头看天。星空璀璨，勒费弗尔突然想起爷爷说过的话：
    “天上的星星每一颗都有自己的位置。地上的农民也该有自己的土地。”
    但现在，土地要没了。
    勒费弗尔摸了摸口袋里的纸条。
    同一时刻，英吉利海峡上空。
    一架双引擎飞机正飞往伦敦。机舱里，爱德华·德·罗思柴尔德端著一杯威士忌，望著窗外的黑暗。
    他身边坐著瑞士信贷银行的代表米勒先生。
    “罗思柴尔德先生，您的资產转移方案已经安排好了。”
    米勒打开公文包，“在列支敦斯登的信託基金，在瑞士的保险箱，在伦敦的证券帐户。
    总计大约……1200万法郎，按当前匯率折合60万英镑。”
    “只有60万？”
    爱德华皱了皱眉。
    “法郎这半年贬值了23%。”米勒平静地说，“而且，不动產和部分艺术品在恐慌性拋售中……价格不太理想。您那栋公寓楼，原本估值80万法郎，现在买家最高出价45万。”
    爱德华喝光手里的威士忌，
    “米勒先生，你说，那些农民……那些工人……他们恨我们吗？”
    米勒愣了一下，谨慎地回答：
    “我想……他们可能不理解经济运作的规律。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困苦，然后把责任归咎於我们罢了。”
    “是啊。”
    爱德华望向窗外，法国海岸已经消失在地平线，
    “他们不懂。不懂资本要流动，不懂风险要规避，不懂……一个时代的结束。”
    飞机遇到气流，顛簸了一下。爱德华握紧了扶手。
    他想起了祖父的话：
    “我们家族经歷了大革命，经歷了拿破崙，经歷了1870年。我们总是能活下去，因为我们是罗思柴尔德。”
    飞机开始下降。伦敦的灯火出现在远方，爱德华突然想：那些点亮的灯光里，有多少是从印度、非洲、亚洲掠夺来的？在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成为资本家们被审判的证据？
    他摇摇头，把这个不祥的念头赶走。眼下重要的是：安全了。资產转移了。家族延续了。
    至於法国……让那些还在挣扎的人去操心吧。
    1927年7月15日，法兰西银行秘密统计：
    法国农业债务违约率北方省份已达到32%，南方省份28%，上半年土地拋售面积达47万公顷（相当於两个卢森堡的面积）。
    农村人口持续流向城市，日均约2000人。
    同一日，瑞士国家银行记录，法国资本流入总额已达86.7亿法郎（其中47亿来自个人，39.7亿来自企业）
    法国富豪在瑞士1927年上半年购置房產达412套。
    法国艺术品在瑞士拍卖行成交额同比上升340%。
    这些数字，最终会变成歷史书上的几行字。
    诺曼第的穀仓里，勒费弗尔正对妻子说：
    “玛丽，我想试试。我想去见那些人，加入合作社。
    最坏能怎样？比现在更坏吗？”
    而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爱德华·德·罗思柴尔德对米勒先生说：
    “到了伦敦后，第一件事是开一个美元帐户。法郎……已经死了。”
    两个法国人，两个阶级，两个选择。
    他们永远不会见面，永远不会理解对方的生活。
    但他们共同构成了1927年夏天的法兰西——一个在穀仓与豪宅之间、在绝望与恐惧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痛苦撕裂的国家。
    而在柏林，韦格纳正看著一份来自法国的情报匯总。他轻声对施密特说：
    “你看，资本主义最讽刺的地方在於：当它要崩溃时，最先逃跑的，正是那些宣称最爱它的人。”
    窗外，德国的夏夜寧静。合作社农场的麦田正在灌溉，工厂的夜班工人刚刚拿到加班补贴。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即將席捲欧洲的暴风雨，已经有要从法国开始了的苗头。
    第一滴雨，已经落在了诺曼第的麦田里，落在了巴黎豪宅的花岗岩台阶上。
    无声，但湿透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