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15日，深夜，柏林，內务人民委员会地下通讯中心
    台尔曼收到了来自潜伏在波兰的特工，代號“威廉”的报告。
    情报经报务员还原后，放在了在台尔曼的面前：
    “我已確认，英法的情报人员已向波兰极端军官团体提供武器资金和军事情报。
    这伙极端分子的目標是在12月19日左右，于格莱维茨地区製造对我国的武装突袭。
    旨在引发德波全面衝突。俱乐部头目科瓦尔奇克少校宣称，此举將迫使毕苏斯基政府跟进，並获得英法的支持……”
    台尔曼迅速將译电抄录下来，一份归档，另一份塞进文件夹里，径直出门去韦格纳的办公室了。
    凌晨一点，韦格纳的房间里灯火通明。克朗茨和施密特被韦格纳叫来开了个简短的座谈会。
    三人面前的菸灰缸里已经堆了不少菸蒂。
    台尔曼言简意賅地匯报了情况。
    克朗茨听完，
    “好！证据確凿！波兰极端分子勾结英法，蓄谋大规模武装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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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送上门的开战理由！
    主席同志，我建议：立即命令边境部队进入最高战备，在这伙极端分子发起行动之前，先发制人！
    在格莱维茨方向设下口袋，等他们钻进来，然后全歼这股匪徒，隨即以『反击入侵、追剿残敌』为名，挥师东进！
    在我们的人民革命军面前，波兰人的防线不堪一击！
    我建议藉此机会一劳永逸解决东线威胁！”
    在克朗茨看来，这正是向国际社会展示德国军队肌肉、拓展战略空间的绝佳机会。
    施密特摇了摇头，缓缓开口，
    “克朗茨同志，从纯军事角度看，您的计划成功率很高。
    但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军事问题。”
    施密特看向韦格纳，
    “首先是政治和民心的问题。
    1918年11月，我们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人民受够了战爭，渴望和平。
    四年多来，我们用一系列政策好不容易让工农相信，这个新德国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施密特顿了顿：
    “现在，边境牺牲的烈士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民的火气，但这种情绪是防御性的，是『保卫家园』。
    如果我们主动大规模越境进攻，哪怕有再好听的藉口，前线一旦出现成千上万的伤亡名单，后方工厂和农庄的家属们，会不会想起1917年、1918年那些绝望的冬天那样呢？
    他们会不会问：我们推翻皇帝和资本家，不就是为了结束战爭吗？为什么现在又要送我们的丈夫、儿子去波兰的土地上流血？”
    台尔曼接著施密特的话，
    “其次是战爭的性质和后果。
    克朗茨同志，就算我们一周內打到华沙城下，然后呢？波兰不是奥地利，那里没有等待我们的广大德意志同胞和成熟的左翼力量。
    波兰的民族主义——无论是毕苏斯基还是这些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脑海里民族主义是根深蒂固的。
    一旦全面开战，我军很可能面临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和波兰的全面抵抗。
    英法会毫不犹豫地武装和支持这些抵抗者，把我们拖入战爭的泥潭。
    到时候，我们需要投入多少兵力维持局面呢？我们的经济建设计划还要不要继续呢？”
    “別忘了，法国和英国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深陷波兰泥潭、无力西顾的德国。
    他们现在煽动这些极端分子，很可能就是个诱饵，逼我们跳进去。”
    克朗茨眉头紧锁，但没有反驳。
    韦格纳一直安静地听著，手指间夹著的烟已经燃到了尽头。
    他將菸蒂按灭，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欧洲地图前。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把这份情报，原封不动地，送到毕苏斯基的办公桌上。”
    克朗茨一愣：
    “送给毕苏斯基？他很可能已经知道並默许了这些……”
    “不，”
    韦格纳摇头，
    “毕苏斯基是个民族主义者，是个强人，但他不是疯子，更不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傀儡。
    他想要的是一个强大的波兰，而不是成为英法消耗德国的炮灰。
    清洗军队內的极端分子，就已经说明了毕苏斯基意识到了军队內部失控的危险。
    现在，我们给他送去一个可以彻底清洗、巩固权力、同时向波兰人证明毕苏斯基『维护了国家利益、避免了灾难性战爭』的完美理由和確凿证据。”
    韦格纳走回桌前，
    “毕苏斯基拿到这份情报，他会怎么做呢？
    我认为，这个人会以最雷霆万钧的手段，扑灭这场由外国势力煽动、国內叛国军官策划的阴谋。
    他会比酷烈地、彻底地清除这些极端分子，因为这群人不仅威胁德国的安全，更威胁到了毕苏斯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威胁到了波兰的国家稳定。
    这样一来——”
    施密特眼睛亮了：
    “我们的威胁自动解除，兵不血刃的维持住了边境的局面。”
    台尔曼点头：
    “而且，如果按主席说的来，那毕苏斯基可钱了我们一个大人情啊，至少在一段时间內，他必须对边境严加管束消停下来。”
    克朗茨仍有些不甘：
    “可是，这么好的机会……”
    “克朗茨同志，”
    韦格纳看著他，
    “我们建设新军队，是为了有力量捍卫和平，而不是为了寻找战爭、促进战爭。
    真正的胜利，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让敌人內部的清醒者，替我们解决掉敌人內部的疯子。
    更何况，国內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我们现在需要集中精力消化奥地利，完成內部改革，应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一个被敲打过的、暂时老实的波兰，在政治上来说对我们更有利。”
    韦格纳做出最终决定：
    “施密特同志，通过我们与华沙军方的那条线，將情报摘要和关键证据送过去，確保能直达毕苏斯基的桌面上。
    克朗茨同志，命令部队继续提高警惕，做出备战姿態，施加压力，来达到配合毕苏斯基的清理內部的问题。
    部队的任务是：如果毕苏斯基没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或是有些极端分子真敢越境，我们的军队，能在最短时间內、以最小代价，把敌人碾碎在边境线上。”
    韦格纳最后总结：
    “这一局，我们不走英法期待的『战爭剧本』，也不走毕苏斯基担心的『报復剧本』。
    我们走第三条路：借毕苏斯基的稳住东线，爭取发展的时间。
    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会议结束后，克朗茨留了下来，他看向韦格纳，终於问出了心里话：
    “主席同志，毕苏斯基会按我们期待的那样做吗？”
    韦格纳顿了顿，缓缓道：
    “我相信毕苏斯基对权力的渴望，超过了对意识形態的狂热。
    毕苏斯基作为一个老派军人的理智，能看清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
    韦格纳顿了顿，
    “我们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选择：要么自己清理门户，维持波兰政府的体面和权力；要么等著我们，或者等著他国內那些被煽动起来的疯子，把他拖下深渊。
    聪明人，都知道该怎么选。”
    几天后，华沙，贝尔韦德尔宫
    一份內容详实得令毕苏斯基心悸的文件，被放在了他的办公桌正中。
    隨文件附著的，还有几张翻拍的模糊照片，上面是科瓦尔奇克少校与疑似外国情报人员接触的画面，以及一些武器运输路线的草图。
    毕苏斯基独自在房间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傍晚，他召来了罗兹瓦多夫斯基和科瓦尔斯基，將文件推给他们，只说了一句话：
    “看来，我们军队內部有些人向动一动，让这群吃里扒外的蠢货自己先下地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