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6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三楼小会议室
    列寧同志的座位空著，主持会议的是托洛茨基，他坐在列寧座位右侧的传统位置，面前摊开著一份厚厚的德文医疗报告译本。
    史达林在左侧坐著，季诺维也夫坐在史达林的对面，他的眼神在托洛茨基和史达林之间游移。
    布哈林、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等政治局委员依次就坐。
    “同志们，昨天韦格纳同志转交了德国医疗团队的初步评估报告。以及——”
    季诺维也夫举起一封信，
    “列寧同志本人的手书。”
    季诺维也夫將信纸推到桌子中央。纸上是列寧写下的几行俄语：
    “我听取了德国医生的说明。
    他们的情况介绍很专业。
    如果政治局同意，我愿意去柏林接受治疗。治疗期间，中央工作由政治局集体负责。列寧。1922年9月5日。”
    史达林第一个开口：
    “医疗报告的具体內容是什么？”
    托洛茨基示意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回答
    “德国专家的诊断与我们最乐观的判断基本一致：
    进行性脑血管硬化导致的右半身瘫痪、语言功能障碍。但他们提出了新的观点：
    第一，病变仍处於可逆阶段；第二，他们有一套包括药物、物理治疗和神经康復的完整方案。”
    “治疗康復的成功率呢？”加米涅夫问。
    “德国同志方面给出的数据是：
    系统性治疗后，语言功能和肢体运动功能会显著改善。如果不治疗……”
    谢马什科停顿了一下，
    “按疾病自然进程，六个月后列寧同志可能完全丧失工作能力。”
    “那么政治风险呢？”
    季诺维也夫的声音突然插进来，
    “让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德国接受治疗——而且是在柏林，这意味著什么？”
    托洛茨基的眉毛扬了起来：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您在暗示著什么呢？”
    “我是在说国际影响！”
    季诺维也夫提高了声音，
    “共產国际各支部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布哈林试图缓和气氛：
    “我认为应该从同志情谊的角度考虑。德国同志带来了最好的医生和设备，这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
    我们接受帮助，正是展示兄弟政党之间的信任。”
    “信任？”
    季诺维也夫冷笑，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太天真了。德国人为什么这么积极？仅仅因为『同志情谊』？他们是想获得道德和政治资本！
    想想看，列寧同志在柏林治疗期间，会有多少国际记者去报导？
    『红色德国的先进医学拯救了苏联领袖』——这个標题会传遍全世界！”
    托洛茨基有些不耐烦了，
    “所以您的建议是什么？因为担心德国获得『道德资本』，就拒绝可能挽救列寧同志健康的治疗方案？”
    “我的建议是，”
    季诺维也夫一字一顿，
    “如果必须治疗，就在莫斯科治疗。让德国医生和设备留下，我们支付所有费用。但列寧同志绝不能离开苏联。”
    “从技术问题上来说不太可行。”
    谢马什科插话，
    “德国医疗团队明確表示，整个疗程需要他们全套的实验室支持、专门的康復设施和恆定的医疗环境。这些在莫斯科短期內无法复製。”
    史达林放下了手中的笔。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
    作为目前苏共党中央总书记，他在组织问题上的意见举足轻重。
    “有几个实际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治疗期间，谁陪同？政治局成员需要有人隨行，但这意味著至少一位核心领导人长期离开岗位。
    第二，安保如何安排？在柏林，我们不能像在莫斯科这样全面控制环境。
    第三，通讯问题。列寧同志治疗期间如果必须静养，那么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如何请示？”
    “最重要的是第四点：
    如果治疗成功，列寧同志康復归来，这当然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如果……如果出现最坏情况，列寧同志在德国逝世。
    那么，苏联人民会怎么想？歷史会怎么记录？”
    托洛茨基想了想后说道：
    “我建议：第一，由政治局委员轮流陪同，每两月轮换一次；
    第二，安保由德国方面负责，但我们派遣一个警卫小组；
    第三，建立专用加密电台，確保列寧同志隨时能与政治局联繫；
    第四……”
    托洛茨基停顿了一下：
    “关於歷史记录——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歷史评价，就拒绝可能挽救领袖生命的医疗机会，那才是真正的歷史罪人。”
    “我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布哈林立即表態，
    “我们不能被政治算计蒙蔽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和同志情谊。
    而且，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列寧同志在柏林治疗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治象徵：它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著超越国界的信任与合作。”
    加米涅夫犹豫著：
    “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担忧也有道理。这確实会强化德国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
    会议陷入僵局。两种立场针锋相对：
    一方强调治疗本身的必要性和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则担忧政治影响和莫斯科中心的权威。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捷尔任斯基转向季诺维也夫说道：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您担心德国获得『道德资本』。
    但如果我们拒绝这次援助，我们失去的道德资本会更多：
    全世界会看到，苏联共產党把党內权力斗爭置於领袖健康之上。”
    这话有些太直白了，季诺维也夫脸色顿时有些发白。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
    史达林打断了他：
    “我提议投票表决。但在投票前，我想提醒同志们一个事实。”
    “列寧同志在重病中，关心的不是谁获得政治资本，而是社会主义能不能让普通人吃饱饭。如果我们连他的健康都要放在政治天平上称量，我们或许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半晌，托洛茨基提出意见：
    “那么，表决吧。同意列寧同志赴柏林治疗的同志请举手。”
    他第一个举手。
    接著是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犹豫了两秒，也举起了手。
    轮到史达林时，他也坚定地抬起了手臂。
    五票赞成。
    季诺维也夫孤零零地坐著，脸色由白转红。
    最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勉强道：
    “我保留意见，但服从多数决定。”
    “五票赞成，一票期权，通过。”
    托洛茨基宣布，
    “谢马什科同志，请您立即与德国医疗团队制定详细方案。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您安排陪同人员轮换表和安保计划。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共產国际方面的解释工作就拜託您了。”
    会议结束时，史达林叫住了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关於陪同人员顺序，我建议您第一批去。作为红军领导人，您在柏林的亮相本身就具有象徵意义。”
    “好的。”
    托洛茨基点头，
    “那么两月后您来接替我？”
    “可以。”
    史达林简洁地回答，转身离开时又停顿了一下，
    “治疗期间，政治局会议的议题需要调整。有些长期问题——比如民族政策和国际条约——可能需要推迟到列寧同志康復后再深入討论。”
    傍晚，托洛茨基来到列寧这里，向他匯报了政治局决议。
    列寧坐在轮椅上，右边身体盖著毛毯。听完匯报，他沉默了近一分钟。
    “约瑟夫担心权力真空。”
    列寧突然说，
    “格里戈里担心柏林取代莫斯科。而你……列夫·达维多维奇，你在想什么？”
    托洛茨基蹲下身：
    “我在想，如果您恢復健康，很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
    列寧的嘴角微微抽动：
    “你还是这么直接。告诉韦格纳同志，我接受邀请。但要先跟德国的同志们说好：
    第一，治疗期间我要继续工作；第二，治疗我的费用由苏联政府支付。”
    “一定要坚持这两条意见。”
    托洛茨基离开列寧的房间后，让工作人员联繫了德国代表团。
    半小时后，他和韦格纳在克里姆林宫里再次见面。
    “条件您都知道了，韦格纳同志。”
    托洛茨基为韦格纳倒了一杯乔治亚红茶，韦格纳接过茶杯，
    “我完全理解，也尊重列寧同志的意见。
    原则清晰，事情才好办。
    费用就按我们自己的成本核算，至於工作问题……”
    “医疗组长埃莉诺教授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她说，如果病人能保持適度的心智活跃和情绪稳定，对某些神经功能的恢復反而是有益的。
    所以，『继续工作』可以，但必须是在医生的严格监督和安排下，作为『治疗的一部分』，而不是『带病坚持工作』。
    我想列寧同志和您都能接受这个科学的折中方案。”
    托洛茨基的脸上露出带著些疲惫但又有些轻鬆的神色：
    “科学……这是个好词。
    有时候，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太习惯於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反而忘了有些问题本质上只是科学问题、人的问题。”
    “韦格纳同志，我，以及此刻在莫斯科许多內心焦虑的同志，必须感谢您和德国同志们。”
    韦格纳放下茶杯：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本就是战友。
    面对资本家旧世界的围剿时是，面对疾病和死亡时也应该是。
    国际主义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在同志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那么，我们谈谈接下来的安排。
    列寧同志这边，德国同志们可以儘快开始制定详细的疗程方案了，我们需要协调专列、沿途安保、在柏林的住所和医疗场所等等。
    这大概需要几天时间。
    这几天我们应该举行一次更正式、规格更高的双边会议？
    把一些更重要、更长远的事情摆到桌面上来谈一谈。”
    韦格纳点点头：
    “我完全同意。我们可以围绕几个关键领域展开：
    第一，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互补与贸易协定；第二，关键工业领域的技术合作与標准协同；第三，面对当前欧洲局势，必要的战略沟通与安全协作。”
    托洛茨基显然也思考过这些问题，
    “具体议题，可以让双方的工作组明天就开始对接。至於正式会议，我看可以安排在三天后。那时列寧同志启程的准备工作也大致就绪了，我们可以更专注於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