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从猪仔到地下皇帝 作者:佚名
    第44章 傲慢的远征（一）
    1882年3月18日
    法属西贡，总督府。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坛正如走马灯般变幻，茹费理內阁虽已倒台，但扩张主义的思潮依然在国內政坛徘徊。
    来自巴黎的电报的內容含糊其辞，
    既要求“扩大法国在北圻（东京）的影响力”，又警告“务必避免与清帝国发生直接军事衝突”。
    电报来自海军部长，內容简短却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政治暗示：
    “关於北圻局势，政府授权您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保障《1874年条约》的执行。然而，鑑於突尼西亚战事后的財政压力，议会未必支持一场新的大规模战爭。希望你... 谨慎，且勇敢。”
    “谨慎，且勇敢。”
    维莱总督冷笑了一声。
    这就是巴黎官僚的典型做派——既想要富饶的红河三角洲，又不想承担战爭的责任。
    如果贏了，是法兰西的荣光。如果输了，就是前线指挥官的鲁莽。
    荷兰指挥官的前车之鑑在整个南洋都让人心生畏惧。
    门被推开了，海军上校亨利·李维业大步走了进来。
    55岁的李维业与其说是个军人，不如说是个穿错了制服的巴黎文人。
    他写小说，做法兰西学院的梦，眼神中总是带著一种忧鬱的玩世不恭。
    他不仅仅是一名指挥官，在巴黎文学界，他曾是和杜马父子谈笑风生的小说家。
    然而，文学的虚名未能满足他对名利的渴望，他需要一场战爭，一场像拿破崙远征埃及那样充满异域色彩的征服。
    建功立业，为帝国建立功勋，不如写小说来的心潮澎湃？
    “总督阁下，”
    李维业摘下海军帽，敬了个礼。
    “阁下，帕尔塞瓦尔號和德拉克號已经待命。只要您签字，三天后我就能出现在红河口。”
    维莱转过身，盯著这位即將决定殖民地命运的军官：“亨利，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开了第一枪，就没有回头路。还记得弗朗西斯·加尔尼埃吗？九年前，他的头颅就是被黑旗军掛在河內的城墙上。”
    弗朗西斯·加尔尼埃，这个名字在南洋的法国人，没人会忘记。
    9年前（1873年），那位激进的探险家在河內城下被黑旗军斩首。
    他的死，既是法国人的耻辱，也是他们再次北上的藉口。
    李维业郑重回答，“阁下，我不会犯以往的错误。歷史告诉我们，既成事实永远是最好的外交手段。”
    维莱敲打著桌面，再次看了一眼桌子上的1874年《西贡条约》。
    法国人指责越南朝廷违反条约，暗中向清朝寻求册封，並纵容黑旗军骚扰红河上的法国商人。
    “我再给你补充一些陆战队，”
    维莱终於下定决心，“名义上，你是去加强河內领事馆的防御，去驱逐海盗。
    你的任务是威慑，是展示三色旗的力量。至於是否开火……”
    总督停顿了一下，眼神闪烁，“那取决於现场的情况。但我必须提醒你，如果搞砸了，巴黎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送上军事法庭，而我会声称从未下达过进攻命令。”
    两人心照不宣。所谓加强防御，不过是外交辞令。
    真实目的是为了红河。
    国际局势正处於微妙的平衡点。
    英国人刚刚在缅甸站稳脚跟，德国的商船频繁出入海防港。
    红河是通往云南这一潜在巨大市场的黄金水道。
    谁控制了红河，谁就控制了中国西南的咽喉。而顺化朝廷（阮朝）为了抵製法国，正在暗中资助刘永福的黑旗军阻断航道，这让法国商人损失惨重。
    “听著，亨利。”
    “……如果机会出现了，我不希望你错过。”
    李维业接过命令书，嘴角微微上扬：“我会给巴黎带回一个行省，或者，给他们带回一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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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舰队出发了。
    这是一支精干的的特遣队。
    旗舰是护卫舰德拉克號，紧隨其后的是帕尔塞瓦尔號。
    为了適应红河浅滩的航行，李维业还调集了两艘轻型炮舰。
    隨船搭载的，除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外，还有整箱整箱的步枪子弹和几门机关炮。
    3月28日，舰队驶入北部湾。
    在军官餐厅里，李维业正与他的副手们推演著战局。
    “根据情报，河內城是由当年嘉隆皇帝请法国工程师设计的，典型的沃邦式要塞。”
    一名参谋指著地图上的星形堡垒说道，“城墙厚度超过三米，护城河宽二十米。如果强攻，我们这点人连填护城河都不够。”
    李维业摇了摇头，
    “先生们。別再用拿破崙时代的思维打仗。
    看看咱们的船，看看我们的线膛炮。对於亚洲的旧式军队来说，战爭不是靠人头堆出来的，是靠心理防线的崩溃。”
    4月2日，法军舰队抵达海防。
    这里是红河的门户。
    法国领事和几名神父早已在码头等候。他们带来了最新的情报：河內城內人心惶惶，总督黄耀正在加固城防，但他手下的士兵大多拿著老旧的枪，甚至还有大刀和长矛。
    更关键的情报来自一位常驻河內的探险家。
    他私下告诉李维业：“越南人怕的不是你们的人数，而是你们的炮艇。只要那黑色的烟柱出现在红河上，他们的抵抗意志就会消减一半。”
    李维业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这一路上的风景极其单调，灰色的天，浑浊的水，以及岸边那些像蚂蚁一样惊恐的土著。但我能感觉到，这浑浊的河水下流淌著黄金。我们是来开启一个时代的，无论用钥匙，还是用铁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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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年4月3日。
    河內，北门外红河水面。
    法军的蒸汽战舰喷吐著滚滚黑烟，逆流而上出现在河內城外的水面上，整个城市都开始惶恐。
    对於河內总督黄耀来说，这是噩梦成真的一刻。
    黄耀，一位典型的儒家士大夫，科举出身，忠君爱国。
    他又何尝不知法军此来的目的绝非善类。
    站在河內高大的城楼上，透过单筒望远镜看著远处江面上的那些钢铁巨兽，如何不让人胆寒。
    城墙上的几门青铜炮显得如此苍老无力。
    整体的军备实力落后太多了。
    “大人，”身边的副將低声说道，“法军派人送信来了。”
    一艘小舢板靠岸，送来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函。李维业在信中写道：
    “大法兰西国海军师司令、全权公使李维业致河內总督：
    本司令奉命率军至此，旨在保护我侨民免受土匪海盗之骚扰，並確保通商条约之履行。
    我军將驻扎於让佩伊斯（法国在河內的特许驻留地），望贵方给予配合，切勿生疑误判，自取其咎。”
    根据1874年条约，法国有权在特定区域驻军，但很明显，李维业带来的兵力远远超过了护卫的需求。
    黄耀眉头紧锁，沉默不语。
    如果拒绝法军登陆，就会给法国人撕毁条约的口实，立刻开战。
    如果允许法军登陆，这只老虎就会臥在臥榻之侧，隨时可以咬断他的喉咙。
    “回信吧，”
    黄耀终於下了决心，
    “告诉他们，在此驻扎可以，但必须约束士兵，不得入城滋事。”
    吩咐完，他长嘆一声，立刻回房间给顺化朝廷写信，
    “彼等船坚炮利，意在吞併。臣日夜督修城防，然兵微將寡，人心惶惶。朝廷若无大军以此为援，河內恐难久守。臣唯有一死以报君王。”
    隨著消息抵达，顺化的嗣德帝也陷入了恐慌。
    朝廷內部主和派占了上风，他们幻想只要满足法国人的金钱要求，就能换取平安。
    回復给黄耀的消息只有八个字：“相机行事，勿启战端。”
    同样是见机行事的命令，对於野心家来说，是择机开战的暗示，对於保守派来说，这几个字，捆住了黄耀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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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军登陆了。
    李维业带著他的海军陆战队大摇大摆地入驻了河內城外的法国领事馆区域。
    这里背靠红河，法军的炮舰就在身后几十米处提供火力支援。
    法国天主教会在北圻经营多年，河內教区的主教成为了李维业最重要的盟友。
    每天深夜，都有教民打扮的人悄悄溜进法军营地，送来城內的布防图。
    “上校，”
    主教指著地图，“北门是防御最坚固的地方，但也是离总督府最近的地方。如果您能炸开这里，越南军队的指挥系统就会瞬间瘫痪。”
    “而且，”主教压低了声音，“城內的富商和百姓已经开始动摇。只要第一声炮响，民心就会崩溃。”
    听了主教的建议，法军士兵开始频繁地在城外进行武装游行。
    他们故意在靠近城墙的地方操练，刺刀在阳光下晃得守军心惊胆战。
    4月10日，几名法军士兵试图强行闯入城门“购买食物”，被守军拦下。双方发生了推搡。
    李维业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向黄耀发出一份严厉的抗议书：“贵军阻挠我军正常补给，是对大国尊严的挑衅。若再发生此类事件，我將保留採取断然措施的权利。”
    李维业派人散布谣言，说黑旗军即將入城协助防守，並且会顺手抢劫富户、屠杀教民。
    这招极其毒辣。河內的商人和教民比起法国人，更害怕名声败坏的黑旗军。
    於是，城內竟然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氛围——部分百姓甚至赤裸裸地暗示传教士，期待法军早日动手，以结束这种混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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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督府內，黄耀看著案头堆积如山的报告，整夜未眠。
    他命令士兵在城墙上加装柵栏，在城门后堆积沙袋。他试图召集城外的民团，但响应者寥寥。
    最让他寒心的是，他试图联络驻扎在附近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
    刘永福表示愿意参战，但开出的价码是高昂的军费和官职。
    而此时的河內库房，银两已被顺化朝廷抽调大半。
    这天下午，李维业召开了作战会议。
    “先生们，”
    李维业指著窗外阴沉的天空，
    “季风季节快要到了。我们不能再等。如果等到雨季，红河水位上涨，虽然利於行船，但不利於陆战队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给中国人介入的时间。”
    清朝正在密切关注北圻局势。两广总督张树声已经命令广西边境的清军集结。李维业知道，他必须在清军南下之前，把生米煮成熟饭。
    “情报我们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他转过身，对副官下令：“起草一份最后通牒。措辞要儘可能傲慢，条件要儘可能苛刻。我要让他们无法接受，只能选择战爭。”
    副官迟疑了一下：“上校，我们要找什么藉口？”
    李维业冷冷一笑：“藉口？就说他们在备战。因为他们试图防御，所以他们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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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初，安南北部的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
    红河浑浊的江水裹挟著上游云南的红土，像一条流血的大动脉，沉重地搏动在崇山峻岭之间。
    对於航行在红河上的商船来说，这段水域不仅意味著险滩，更意味著必须要过一道鬼门关——保胜。
    保胜关卡，黑旗军的大本营。
    江面上，一艘满载食盐和布匹的广东商船正在缓缓靠岸。
    船老大是个跑惯了边境的老江湖，但此时他依然很紧张。
    码头上並没有穿著安南朝廷號衣的士兵，取而代之的，是一面迎著江风猎猎作响的七星黑旗。旗杆下，七八个头裹黑布、身穿对襟短褂的汉子正蹲在地上，手里摆弄著洋枪。
    这就是黑旗军，一支让法国人头疼、让安南朝廷畏惧、让清朝皇帝心情复杂的武装。
    “老规矩，过路抽一，货值抽一，一共两成。”
    说话的是黑旗军的一个哨长，名叫吴凤。他嘴里叼著一根被烟燻得黑黄的竹菸斗，腰间別著一把擦得鋥亮的左轮手枪，这是美国货，最近大批量运抵。
    老陈赔著笑脸递上一张礼单：“军爷，这年头兵荒马乱的，河內那边洋鬼子又闹腾，生意不好做……”
    “少废话。”
    吴凤眼皮都没抬，用菸斗指了指下游的方向，“正是因为洋鬼子在河內闹腾，你们才更得交钱。没了我们黑旗军在这一段镇著，你觉得你这船货能过得了苗匪的山头？还是能过得了黄旗军残部的伏击圈？”
    这不仅是恐嚇，这是事实。
    在安南各方野路子势力中，黑旗军通过极其严酷的手段，建立了一种武装贸易垄断的秩序。他们控制了红河的航运权，从云南下来的铜、锡、鸦片，从下游上去的盐、洋布，都要经过他们的手。
    ………..
    码头另一侧，几十名黑旗军士兵正在卸货。
    这些人大多是两广出身的太平天国残部或天地会流亡者，经过十几年的丛林在这个蛮荒之地扎根。
    他们的皮肤被热带的太阳晒得黝黑，肌肉结实，很多人手臂上刺著青龙或反清復明变形后的隱晦刺青。
    他们吃不惯安南人的细米粉，而是大锅燉煮的糙米饭和咸鱼，偶尔混杂著从山上打来的野猪肉。
    伙房旁边，隨军的安南妇女正在缝补衣物，许多老兵都在当地娶妻生子，这里早就不仅是军营，更像是一个拥有武装的大寨子。
    吴凤收了银子，在帐本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然后扔给老陈一面三角小黑旗：“插在船头。到了山西大营那边，看到这旗子，自家兄弟就不开炮了。”
    老陈如获至宝地插上旗子。
    在红河上，这面旗子比安南皇帝的圣旨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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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流而下至山西，黑旗军的主力驻扎於此。这里距离河內不过几十公里，是扼守红河平原进入山区的咽喉。
    大营內的气氛与保胜截然不同，这里充满了浓烈的备战气息，气氛肃杀。
    校场上，尘土飞扬。一千多名精选出来的亲兵营正在操练。
    他们操练的並非传统的大刀长矛阵法，而是带有西式色彩的散兵线战术。
    负责操练的是振华学营的三期军官，亲兵营的首领是刘永福的义子，也是黑旗军的悍將——杨著。
    他手里拿著一根藤条，吼声如雷。
    “趴下！动作慢了洋鬼子的子弹就进你脑壳了！”
    隨著口令，士兵们迅速臥倒利用土堆做掩护。他们手中的武器五八门，有英式和法式的洋枪，也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制温彻斯特连珠枪和雷明顿步枪。
    刘永福极度重视火力。
    通过红河的贸易税收，他从陈九手里购买了大量先进武器。
    在近战火力密度上，这支非正规军甚至超过了清朝的正规绿营。
    训练间隙，士兵们三三两两坐在树荫下擦枪。安南的4月极其潮湿，枪管如果不每天涂油，一晚上就会生锈。
    “听说了吗？河內那个叫李维业的法国头子，又给黄总督（黄耀）发最后通牒了。”
    一个年轻士兵一边用布条通著枪管，一边低声说道。
    “发就发唄。”旁边一个脸上带著刀疤的老兵满不在乎地把菸丝塞进嘴里嚼著，
    “之前那个法国鬼子也这么狂，结果呢？脑袋还不是被咱们刘大帅砍下来掛在纸桥上？这帮红毛鬼，记吃不记打。”
    “但这次不一样。”年轻士兵有些担忧，
    “我听去河內探消息的兄弟说，这次法国人来了两艘像山一样的大铁船，炮口有水桶那么粗。咱们这几门土炮，顶得住吗？”
    老兵停下了咀嚼，目光变得阴沉。
    他看了一眼远处炮台上那几门布满铜绿的老式劈山炮。黑旗军擅长伏击、游击和肉搏，但如果是攻坚战或者面对重炮轰击，他们心里也没底。
    隨后，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那十几个头髮很短的年轻军官，神色复杂。
    这些骄傲的年轻人，训他们像训狗一样，但偏偏他们不敢不服气。
    在整个南洋，没有人有他们那样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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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了，山西大营的中军帐內灯火通明。
    黑旗军的首领，45岁的刘永福，正站在一张巨幅的安南地图前。
    他身材不高，十分敦实，脸上留著浓密的鬍鬚，那双眼睛因为长期在生死边缘打滚而显得格外警惕。
    桌上摆著两样东西，一封是河內总督黄耀的求救书，另一封是安南朝廷嗣德帝模稜两可的密詔。
    “大帅，黄耀又来催了。”
    杨著走进大帐，手里端著一碗草药汤，
    “河內那边人心惶惶，法国人的炮艇已经在试射了。如果我们再不下去，河內一丟，山西就成了前线。”
    刘永福接过药碗，一口饮尽。他在安南待了十几年，落下了风湿的老毛病，每到阴雨天骨头缝里就像有蚂蚁在咬。
    “不能急。”刘永福的声音有些哑，
    “现在的局势，我们必须等。
    前面是法国人的洋枪大炮，后面……”他指了指北边，
    “后面是清朝的老爷们在看著。”
    这是黑旗军最尷尬、最核心的处境。
    他们是孤儿。
    在清朝眼里，他们是发逆余孽，是反贼。
    在安南朝廷眼里，他们是客兵，是不得不用的土匪，海盗。
    安南人既希望黑旗军咬死法国人，又怕黑旗军反过来吞了安南的江山。
    “李维业这次来者不善。”
    刘永福走到桌边，“他的兵不多，只有几百人，但他那是海军陆战队，那是正规军。他就是想激怒我们先动手，好给法国政府出兵的藉口。”
    “那我们就看著河內丟？”杨著急了，“那是我们的门户！河內一丟，红河下游的税收就全断了，弟兄们几千张嘴吃什么？”
    刘永福瞪了他一眼：“谁说不管？但不能在河內打。
    那些陈兆荣派遣的军官给我呈递他们的意见了，黑旗军的长处是山地，是丛林，是野战。
    让法国人进城，让他们狂，让他们觉得安南人都是软蛋。等他们骄傲了，想往山西来的时候，那才是我们的猎场。”
    “大帅，恕我直言，您就那么信任那个陈九？他可是刚刚吞併了兰芳….”
    刘永福苦笑了一声，
    “他是窃国者也好，是一心想发財的军火商也好，或者是洋人的棋子也罢，都不妨碍他是一个汉人。”
    “你没看懂兰芳在做的事吗？兰芳人人剪辫，人人骄傲啊。”
    “这是要再造汉土啊，太平军没做到的事，他在做，我已经受够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了。”
    “打完这一场，我们都去兰芳种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