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
    四九城火车站的站台上，稀稀落落站著十几个人。
    有扛著大包小包赶早班车的，有缩在角落里打盹的候车的，有拎著搪瓷缸子卖热水的。
    这会北方接站还没成为传统。
    大早上的人很少。
    白雾在晨光里翻涌，把那些人的脸都罩得模模糊糊。
    老刘站在站台最边上，手里攥著一张皱巴巴的电报。
    电报是昨天下午到的。
    他媳妇说带著孩子今天一早到四九城，让他去接。
    他媳妇叫李桂花，老家是石门的，上个月带著孩子回去探亲，说好了个把星期就回来。
    结果一拖拖到快过年。
    前几天才来信说买了票，让孩子也尝尝坐火车的滋味。
    老刘是皮鞋厂的职工，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
    这年头赚钱不易，他一个人养著三张嘴。
    省吃俭用攒了半年，才捨得让她们娘俩坐一回软臥。
    老刘想著等她们到了，先带她们去前门大街吃碗滷煮，再去王府井逛逛给孩子买双新棉鞋。
    孩子脚长得快，去年那双早就顶脚了。
    为了这事，今早上他四点就起来了，换了一身乾净的工作服。
    把鬍子颳得乾乾净净，揣著攒了三个月的布票和钱，提前一个钟头到了车站。
    可等到现在，k22次也没来。
    站台上的大钟指针指向六点半，天已经亮了。
    老刘看著那口钟，又看看手里的电报，心里开始有些莫名的发慌。
    他跑去问值班员。
    值班员是个五十来岁的老铁路，叼著烟，眼皮都不抬。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看著手里的记录本。
    “k22？那趟车晚点了，回去等著吧。”
    “晚多久？”
    “这我哪能知道。”
    老刘站在值班室门口，站了足足十分钟。
    別说这年头，就算是几十年后的火车晚点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对此老刘毫无办法。
    他又跑回去站在站台边上，盯著铁轨尽头的方向。
    一直盯到七点。
    七点过十分，站台上的人逐渐开始变多，渐渐地有人议论。
    “听说昨晚石门那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
    “不知道，反正我那趟车临时取消了，站里就让等著。”
    “我这也是，等了俩钟头了。”
    老刘听著那些人的议论，心中的不安越发浓重，就连手都开始有些抖。
    他又跑去找值班员。
    这次值班员没叼烟，只是脸色也不太好看。
    他正在接电话，嗯嗯啊啊地应著，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录。
    掛了电话，一抬头看见老刘，愣了一下。
    似乎在脑海中核对刚刚电话里的外貌特徵。
    隨后沉默了几秒。
    “您跟我来一趟。”
    老刘被带进一间小办公室。
    屋里坐著三个人，都穿著中山装，脸色严肃。
    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站起来。
    “您就是刘建国同志？”
    老刘点点头，眉头忍不住皱起。
    他感觉似乎有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
    那人沉默了一下。
    “郑同志，请您先坐下，有个情况要跟您说一下……”
    老刘没坐，他就那么站著，看著那人的嘴一张一合。
    昨晚的事故被和盘托出。
    但几人隱去了高顽与白莲阳支的细节。
    只说了原因正在调查中，疑似敌特分子对列车进行的有预谋的破坏。
    老刘神情开始有些恍惚。
    后面的声音他听不太清了。
    他看见那人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包袱。
    包袱皮是花的，那是他媳妇过年时候扯的新布，说要给孩子做件新衣裳。
    里面是一只小孩的棉鞋，黑条绒面，白塑料底，鞋帮子上绣著一只小老虎。
    老刘盯著那只鞋，盯了很久。
    然后他膝盖一软，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同志！同志您告诉我她们在哪儿？”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像风里的树叶。
    那人把他扶起来，扶到椅子上坐下，又说了些什么。
    老刘听不进去，他只是抱著那只鞋，抱著那个包袱，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糊了满脸。
    后来有人带他去了一个地方。
    那地方在城西，是个挺大的院子，门口有当兵的站岗。
    他被带进一间屋子，屋里摆著几张长条桌，桌上放著一些白布盖著的东西。
    白布下是他媳妇的脸。
    惨白，冰凉，脖子上缠著绷带，绷带下面隱隱透出暗红色的痕跡。
    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像睡著了。
    老刘站在那儿，看著那张脸，看了足足十几分钟。
    这十几分钟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然后他又看见旁边那张床上，白布下面那个小小的轮廓。
    他走过去，双手颤抖著掀开白布。
    露出下方孩子的脸。
    乌黑的眼睛闭著，小嘴微微张开，脸上还有几点没擦乾净的血跡。
    老刘的手抖得几乎盖不上那块白布。
    他转过身，扶著床沿，整个人往下出溜。
    旁边有人扶住他，把他扶到外头，扶到一把椅子上坐下。
    有人给他端了杯热水，他接过来，捧著，一动不动。
    后来有人来问他话，问他媳妇和孩子叫什么，多大了，老家是哪儿的，有没有什么亲戚。
    他一五一十地答，答得很清楚，就像平时在厂里匯报工作一样。
    再后来有人给他一张纸，让他签字。
    他签了。
    签完字，有人把那个包袱递给他。
    “郑同志，您节哀，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们会通知您。”
    他抱著包袱，走出那个院子。
    外头的天已经大亮了。
    太阳掛在东边，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疼。
    他沿著马路往回走，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路上有骑自行车的人从他身边过去，有拉板车的从他身边过去，有说说笑笑的工人从他身边过去。
    没有人看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怀里抱著的那个包袱里，装著他媳妇和孩子最后的念想。
    他走到一个路口，停下来。
    往左是回厂里的路，往右是回家的路。
    他往右拐了。
    家在南锣鼓巷边上的一条小胡同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是他跟厂里借的。
    屋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
    床上还摆著他媳妇过年时候做的新被子，红底碎花，她捨不得盖，说要等天暖和了再盖。
    他推开门，站在门口，看著那床被子。
    站了很久。
    然后把包袱放在桌上，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隔壁的王大妈听见动静，探头来看，看见他那副样子，嚇了一跳。
    “老刘？你怎么了？你媳妇呢？孩子呢？”
    老刘没吭声。
    王大妈又问了一遍。
    老刘还是没吭声。
    王大妈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去叫街道办的人。
    等街道办的人来的时候，老刘还坐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桌上的包袱。
    后来发生的事情，老刘记不太清了。
    好像有人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有人给他餵水，有人在他耳边说话。
    他只是睁著眼睛，看著房顶，看著那根掛满灰尘的房梁。
    他想起上个月送媳妇和孩子回老家的时候，孩子趴在车窗上，冲他挥手。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来接我们！”
    他想起媳妇在信里写的。
    “孩子可想你了，天天念叨你，这回回去你得好好陪陪他。”
    他想起昨晚做的那个梦，梦见媳妇和孩子下了火车，孩子扑过来抱住他的腿，仰著小脸喊爸爸。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了！
    外头的太阳越升越高。
    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老刘脸上。
    他闭上眼睛，任由泪顺著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
    痒痒的。
    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